那些码头上的苦力们躲在一个个小客栈里，大口的吃着用猪牛羊内脏烹煮而成的卤煮火烧，这些动物内脏，富含着脂肪和热量，正是这些下苦力谋生的人们所喜欢的。有些人更借着二两热酒来抵御寒气，祛除疲劳。
距离朝阳门码头不过里许的禄米仓胡同内，一栋不起眼的深宅大院前，停着数十部轿马车辆。
这宅院外表普通，内中别有洞天，几出几进，极其宽大的院落，房舍规制逾制不说，主要的房屋俱都是使用楠木、花梨等贵重木料作为梁柱檩柁使用。一道一道的火夹墙，使整座宅第温暖如春，堪比后世的空调，暖气，甚至更加环保。
此时正厅之上，正在举行宴会，密密的丫鬟婆子侍候，诸位客人坐的，也皆是黄花梨官帽椅，黄花梨八足圆凳，上面铺垫着毫州贻锦绸。
漳州的水仙、福建的柑橘，广东的荔枝，台湾的甘蔗，甚至更加昂贵的山竹、红毛丹等物，也是在众位客人面前堆砌杯盘。
这份豪奢气派，莫说是穷得滴答乱响的崇祯，便是京城之中的各位勋贵、六部官员、内阁的阁老见了，也要甘拜下风。
正中的一张硕大的圆桌上，八个老者团团而坐。
为首的一个老者，脸上皱纹堆垒，尽是风霜沧桑之意，颤巍巍的举止，满是老年斑的脸上，依昔可看出旧时棱角分明的正方脸，典型晋地相貌。
浑浊眼球中偶尔一现的精光，足以让人明了，此人老虽老矣，但是头脑却是越发的精明，手段更是老辣无比。
这位，便是赫赫有名的晋商八大家的首脑，范永斗。
同他坐在一处共饮的，则是其余七家的家主。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等人。
这八家商人，算得上是明代使用开中法来保障九边军需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但供应九边驻军的粮草和一应必须之物，更是与蒙古部落往来通商。张家口的崛起，便是拜晋商与蒙古部落之间的往来贸易所赐。到了清末，张家口对内外蒙古和俄罗斯的进出口贸易，更是达到了一亿五千万两白银，占据了当时全国贸易的三分之一。（那些说詹天佑修京张铁路是为了老佛爷上坟祭祖方便的人，可以去面对墙角反思了。）辽东努尔哈赤起兵作乱之后，更是给了这些商人们一个绝好的机会。
由于和明王朝的敌对关系，他们所需要的军事、生活物质，只能通过张家口的贸易市场获得，也就是以张家口为基地运转过去，为了获得所需要的物资，便不惜血本的高价购买。反正都会在战场上夺回来的。所谓赔本买卖没人做，杀头买卖抢着做。面对着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范永斗和其他七家商人便开始做这方面的生意，“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据道光年间的《万全县志》记载：“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宾、田生兰、翟堂、黄永发，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者，皆此八家主之。”
业务范围除了走私粮草铁器并代辽东反贼们销售辽东出产的皮、生金、人参鹿茸等物，更将辽东反贼们劫掠来的财物向内地销赃，使大明朝廷封锁政策失败，哦，算是洗钱吗？
这些作为，被近代一些史家称为“为明末晋商之奸雄，为满清周转所需军需粮饷，间接为清兵引关，实属当时汉民族之败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