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五日，张献忠部义军的先头部队从团风洲渡江，克武昌县。初八日，献忠全军自鸭蛋洲南渡。十日进攻武昌府城。明道臣王扬基眼看形势不妙，同武昌府推官傅上瑞弃城逃跑。楚府新兵随即大开保安、文昌二门投降。义军入城后活捉朱华奎，“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
张献忠见了不禁叹息道：“有如此金钱不能设守，朱胡子真庸儿！”下令把朱华奎扔进河中淹死。贺逢圣被俘后，张献忠将其释放回家。然而贺却说，“我大臣。不可苟活”，自己跑到滋阳湖王会桥投水而死。这点可是比水太冷强多了，人家是当真殉国，而不是作秀给别人看。
张献忠占领武昌后，正式建立大西，改省城武昌为京城。铸西王之宝;改武昌府为天授府，江夏县为上江县。张献忠住进楚王府，门前树立两面大旗，上面写道：“天与人归，招贤纳士！”；武昌九座城门也都树起两面旗帜，上写：“天下安静，威镇八方”。中央设六部、五府；京城设五城兵马司；升常顺州知州周文江为兵部尚书，以张其在为总兵前军都督。地方以李时荣为巡抚，谢风洲为守道，萧彦为巡道，陈驭六为学道，均颁给敕印。以周综文为天授府知府，沈会霖为汉阳府知府，黄元凯为黄州府知府;此外还任命了二十一个州县的官员，分别给以官印，赏给白银一百两或几十两。
《竹中记》里记载下张献忠进入湖北后，关于筹措军饷的一个小故事：“献贼劫某御史家，自门达寝皆有藏。众骇其多。一贼曰：‘为我辈累此辈。’一贼曰：‘为此辈生我辈。’噫，二贼亦黠矣。可为士大夫发一怍也。”至于没收明宗室的家产作为军饷，楚王朱华奎就是个典型例子。
各种史籍中，对于张献忠占领武昌后的记载，记载颇多，但是却也是有许多禁不起推敲，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说辞。编写《圆圆曲》的大才子吴伟业所著《绥寇纪略》算是比较靠谱的书，也说大西军破城之后，将“男子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录为兵，余连项就戮，贼持刀者腕为脱，乃佯开汉阳门纵之去，门逼水，人嚣呼蹈籍，铁骑围而蹙之江中，自鹦鹉洲达于道士洑，浮胔蚁动，水几不流逾月，人脂厚累寸，鱼鳖不可食”，简直描绘得惨绝人寰。又说义军尽把漂亮的妇女编入“婆子营”，“收其值，给军用”。
可是，吴伟业在同书的另一个地方却也说：“初，献忠踞武昌，有大志，故于属城不甚残杀。尝题诗黄鹤楼，令其下属和。诈收人心，发金以赈武昌，汉阳难民。”这段话倒是多少透露了一点当时的实际情况。《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也说：“以妇女立婆子营，收其夜合之赀为军需。”既然说全城的百姓几乎被献忠杀光，而义军普通士兵又不准私藏银财，那么“夜合之赀”从何而来呢?可见造谣也需要水平。
真正对武昌地区居民穷极蹂躏的是左良玉部官军。本地人魏赏延记载说：崇祯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左部官军从樊城逃到汉口镇，“士甚强，马甚壮，……而仇镇人亦甚勇，于是居其居因薪之，食其食因粪之，财其财，妇其妇，而男则筑以刀镮而逐之。越二日，监军道皖城王扬基与大将军旧，迎之渡江。驻省城（指武昌）外金沙江洲。洲人受其荼毒与汉口同。二镇故并雄财货，甲于全楚，不数日荡然焉。”（见《竹中记》）“居其居因薪之，食其食因粪之，财其财，妇其妇”什么意思呢？住人家的房子，把房子点火烧了；吃人家的饭，往饭里拉屎撒尿，抢别人的财物，qiáng_jiān别人的女人。这是什么样的qín_shòu不如之人才能干出来的事情？可见什么“婆子营”不过是左军兽行的折光反射，对男子以“铁骑围而蹙之”，也正是左军‘筑以刀镮而逐之“的移花接木。
与此相对照的是，在文人笔下被描绘成以杀人为乐趣的杀人魔王张献忠却严禁任意屠杀。康熙六年《袁州府志》卷二○，《遗事》中记载刘献廷说：“余闻张献忠来衡州，不戮一人。以问娄圣功，则果然也。”《广阳杂记》卷二）顾炎武《明季实录》附录苍梧兄《酉阳杂笔》内也说：“犯衡阳者，为贼张献忠第四子……赵公子见其行军长四十里，见马则抢，人多不杀。”
张献忠在武昌开国登基，宣布自己为大西皇帝。与他遥遥相对的，已经攻取了西安的李自成，同样也是于正月初一日登基称帝，国号大顺建号永昌。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以秦王府为宫殿。并且令人编纂历书。
除了这些之外，更是封功臣、定官制、改军制、定财赋、铸造新钱，开科取士。一切俨然便是开国气象。
改内阁为天佑殿，设大学士平章军国事，以牛金星为之。宋献策为军师。中央行政机构为六政府，襄阳时期六政府只各设侍郎一人，此时增设尚书、侍郎，作为政府首长；属员改郎中为中郎，主事为从事。翰林院为弘文馆，六科为谏议大夫，御史为直指使，尚宝寺为尚契司，太仆寺为验马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