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华的传统与帝室的习俗，老皇帝驾崩之后的第七天（也就是头七）的时候，新皇帝要在先帝的灵柩之前继皇帝位。
但是也正是在这七天里，随着李治的去世，大唐的最高权力出现了短暂的真空时期，这引起了很多人的高度瞩目，也引起了一些明争暗夺。
在这场争夺当中，出手最快、最准也最狠的，当然是武则天。
至从“二圣同朝”开始，武则天就在李治的授权之下不断的行使大唐的“最高权力”。这么多年以来，武则天通过多年的执政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也拢笼了很多的人心，乃至于在广大的群众平民当中都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与支持率——比如她提出的建言十二策，这么多以年一直都在贯彻执行。那其中有很多都是为低下层人仕谋求福利的纲领。
她现在的行动证明了，她根本不想放权、不想退休。
薛绍时常回忆李治的那几句遗言——“天后佐政，‘侍’中顾命，驸马掌兵，共辅新君！天命神器，无可亵渎！”
遗言的前半句，是李治临终做出的人事安排。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再能‘逼’着李治去做任何他不愿意的事情，毫无疑问那是他深思熟虑以后的自我意志体现。在遗言当中，李治任命裴炎为顾命大臣总揽朝政，这个是没有悬念的。遍观如今的大唐朝廷，也只有裴炎有这样的能力与声望做这个一言九鼎的顾命大臣。
但是薛绍一直都清楚李治有个心结，那就是他自己吃过顾命大臣的苦，他对大臣并非完全的信任。他肯定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李显继位之后，也成为一个傀儡皇帝——更何况李显还是一个这样无能的窝囊玩艺，李治一点也不相信他能像他老爸当年那样斗得过权倾朝野的顾命大臣。
于是李治做出了另一手重要的人事安排——天后佐政。
这个“佐”字可就用得颇有心思了。如果说是“代为执政”或者“临朝称制”，那武则天可以名正言顺的把皇帝扔到偏殿里坐着，自己仍像高宗末年那样代为行使最高权力，再不济来个垂帘听政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李治偏偏只说“佐政”，那就意味着武则天只能从旁“辅佐”，就像是一个高参或是智囊那样的给皇帝出谋划策，而不是直接走到朝堂上面去决断是非、下达命令。
至于“驸马掌兵”，薛绍心想李治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新皇帝的皇位要想坐得稳，首当其冲的得是有军队的强力支持。李治在军队里瞅来瞅去，北衙的程务‘挺’这些人都是天后提拔起来的大将；薛仁贵或许值得信任但他太老了，谁知道他还能活几天呢？王方翼远在千里之外，在朝中没有任何的根基和影响力，同样的他也老了一点……那么挑来选去，还就只有自己的‘女’婿值得信任一点。
如此一来，李治就在遗言当中做出了裴炎打理朝政，天后高级参谋，驸马执掌兵权的“三权分立”的人事安排。
薛绍觉得，这其中李治对天后的“定位”最是奇怪。他既没有一脚踢开天后不许她再干政，又没有明确她的权力范围。由此可见，李治到了临终之时对武则天也仍是非常的倚仗，但又并非完全的信任。
二圣一起走过了将近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结发于危难，扳倒长孙无忌与褚遂良这些顾命大臣真正夺回皇权。他们相互扶持，李治身体欠恙武则天就‘挺’身而出为他打理朝政，这些年来大唐被治理得还不错，武则天的功劳还是很大的。同时，二圣也一直都在明争暗斗，直到李治死的那一刻也仍在斗。
二圣从来没有真正的完全信任对方，同时又非常的离不开对方。
现在李治终于去世了，这对武则天来说既是莫大的危机，也是莫大的机遇。因为，授予武则天权力的那个人没有了，同时唯一能够“压制”武则天的人，也不存在了！权力就像是毒品，沾上了就很难再戒掉。朝野上下现在都很清楚一件事情，天后绝不甘心就这样让出权柄，退出大唐的朝堂舞台。
在新旧帝王‘交’接君王的这七天里，武则天可算是忙坏了。她一边悉心的打理李治的葬礼，一边联合裴炎等人大肆揽权，在朝廷的各个机要部‘门’安排心腹，往并州、益州、扬州、荆州和幽州等等这些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军事重镇，安‘插’人手接掌实权。同时，武则天也下了很大力气来稳定朝野人心。
霍王李元轨这样的老皇族都被武则天上下令封为了“太尉”或是“太子太傅”。这是三公或是三师级别的高官，显荣无比却无实权。但是李元轨这样的人别无所缺，图的就是一些虚名、爱的就是一个面子，武则天绝对是把准了他们的脉然后投其所好。
果然，显赫无比的三公官位一到手，李元轨等人乐滋滋的接受了，当下也就对武则天在朝堂之上的上蹿下跳睁一眼闭一眼了。
就连李元轨这样的人都不指手划脚了，其他的大臣当然也就不好再多嘴多舌。如此一来，东都朝堂的政治局势大体就算是稳定下来了！
眼下，武则天最想要的就是东都太平、朝堂稳定和自己的权柄与地位得到保障与巩固。那么，她光是把一群玩笔竿子的文官安抚下来，是远远不够的。“枪竿子里出政权”，武则天当然不知道这句原话，但她肯定懂得这个道理。要是惹‘毛’了一个带兵的将军，一百个拿笔竿子的文官也挡他不住。
于是，让武则天付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