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望的死对于盟军一方的影响远远大于对满清一方的影响，原因很简单，孙可望一死，满清对贵州全省传檄而定的可能性就无限趋近于零，那么利用贵州省带来的纵深，西南明军就可以拖住满清大量的兵力，这给了合众国军进攻其他方向的可能性。而对于满清来说，影响其战略的并非孙可望的生死，而是西营的内乱。
按照满清的战略规划，其将在永历十二年的秋冬季节发动对西南的全面攻击，满清制定了五路进攻计划，西路以定西将军李国翰和平西王吴三桂为主，从四川南下贵州，而主路则由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为帅，会同固山额真济席哈由常德出发，而中路则是由江宁驻防八旗的固山额真赵布泰率领江南援军和部分湖广军队南下全州、桂林，北路则由硕果仅存的汉藩徐顺公沈永忠，率领汉藩兵和部分江西兵马从赣州下梅关，而东路则是安亲王岳乐率领的闽浙大军，除了东路之外，所有的粮草调配由五省经略洪承畴负责，而总体指挥却是交由从北京出发的豫亲王多尼，而多尼还率领来自北方的七万援军。
可以看出，满清计划的五路大军之中，以汉军旗和关宁军为首的西路和以满洲蒙古八旗为主的主路是主要进攻点，而整体计划则是利用兵力优势牵制住两广的盟军，然后快速攻占云贵，视情况再南下两广，满清为这场国战级别的大会战准备的资源是足够解决云贵和两广的，就看在云贵方向攻击是否顺利了。
但西营内乱打乱了这个计划，让满清被迫提前一年发动会战，坏处是主帅多尼率领的北方援军无法及时赶到战场，而好处则是西南内乱给了满清一次机会，满清朝廷最终还是做出了永历十一年秋冬季节发动会战的决断，只是做了一些改变。
首先，前线指挥权交由洪承畴，待多尼率领援军于永历十二年抵达之后，再行交割，反正多尼这位豫亲王作为多铎的儿子也不过二十三岁，完全不具备作战经验，选择他成为主帅，只是在宗室亲王凋零的情况下，福临为团结八旗亲贵的妥协，更具备威望和实力的岳乐还要防备郑藩而不能调往西南。
而满清朝廷还掩盖了孙可望死亡的真相，虽然利用他平定贵州的计划失败了，但孙可望的影响力仍在，大量临摹自孙可望的书信送达了湘西和贵州，孙可望带来的一些亲信也被安插到了吴三桂和罗托麾下效力。
而在战略目标上，满清也适当降低，让洪承畴率兵直取贵州，而在多尼率领的大批满洲亲贵和援军抵达之后，再‘专取云南’，也就是说，原本的一波流变成两连击，洪承畴的目标是贵州，而云南属于多尼，至于两广，那要靠贵州和云南的战斗对兵力和粮饷的消耗，这也就是说，满清大规模攻打两广已经推迟到永历十三年了。
永历十一年七月，当孙可望死亡的消息传递到李明勋手中的时候，李明勋第一时间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因为此次会议的与会者包括了盟军所有重要的势力，所以会议的地点定在了昆明城中。
虽然在永历十一年中，合众国国内外舆论都被收复贵州、驱逐孙贼的军事行动所吸引，导致发生在这一年六月的一次政治事件被埋没，当然这也与合众国有意掩饰有关，这一政治事件便是中明结盟。
合众国从成立起就面临着和大明各个政权的关系，一开始，监国与永历两大政权都与合众国结盟，但是在孙可望主政西南之后，永历政权与合众国的盟约和合作就戛然而止，一直到李定国把永历从安龙救出之后，双方才第二次正式结盟，而两广会战或者与琼藩的合作，更像是永历外藩和外邦的军事合作。
虽然第二次结盟进行了各种谈判和妥协，但终于还是在大战开启之前达成一致，而其中最重要的朱由榔与李明勋各自确定了身份，永历皇帝朱由榔以大明天子的身份获得中明同盟这一中华民族联盟的领袖地位，实际上被认可为中华民族的大家长，而李明勋则拥有对中明盟军的指挥权，成为盟军总司令。
永历获得是名头，李明勋获得是实权，这一次结盟，双方递交国书，签订条约，以合众国坚持的法律条文形式确认了同盟关系，而在同盟条约之中明文规定，永历为主，李明勋为辅的领袖地位，从而将大明太子朱慈煊降低到了权力体系中第三的位置。
由此，满清的对手不再是中华合众国和朱明各藩镇，而是中华民族联盟，简称华盟，而中华民族联盟军队，由总司令李明勋率领，正式获得了盟军的称呼，而原本被分裂为中清战争和明清战争两个部分的战争，正是成为中华文明与野蛮的站长，中华民族抵抗异族侵略的战争，为了掩盖士绅地主阶层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本质，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华盟还是把华清战争定义为民族解放战争。
而最反对华盟的便是盘踞在舟山一带的郑藩藩主郑成功，这一效忠朱明政权的藩镇根本无人考虑他的感受，被代表着加入了华盟之中，接受李明勋的军事指挥，但郑成功虽然心中不满，却不敢嘴上反对，除非他要做大明王朝的叛臣，中华民族的叛徒，唯一让郑成功感到舒服的是，在接下来的华清战争之中，李明勋往往只以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命令郑藩配合行动，而具体指挥则全盘由郑成功来操作。
而华盟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复土何归，在这一方面，朱明藩镇与合众国之间根本无法达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