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赏脚诗词创作而生的是各种“行酒”游戏，元代就出现了以妓鞋行酒的怪俗，行酒时，推一人为录事，叫他从陪宴女伶的脚上脱下一对小鞋，在一只小鞋内放一杯酒，另一只小鞋放在盘子里，录事拿着盘子走离酒客一尺五寸的地方，而酒客们用大拇指、食指和小指撮取莲子、红豆或榛松之类，对准盘中小鞋投五次，根据投中的次数多少来罚酒，即饮那杯置入在小鞋里的酒，以此取乐。还有一种妓鞋行酒，是把小鞋在桌上传递，传递时数着初一初二以至于三十的日子，而执小鞋的姿势要随时日数不同按规定变换，或者口向下，或者底朝天，或持鞋尖，或执鞋底，或者平举，或者高举，……，如有错落，即以鞋中放置酒杯饮酒。
有一首歌专门说的是这种妓鞋行酒：
双日高声单日默，初三擎尖似新月。底翻初八报上弦，望日举杯向外侧。
平举鞋杯二十三，三十复杯照初一。报差时日又重行，罚乃参差与横执。
以女伶的小脚鞋玩“行酒”游戏，是大多数文人的嗜好，由此可见文人低俗之一斑。
不仅如此，更有酸腐文人兴趣盎然地把探讨小脚当作“学问”来做，他们不嫌耗时不惜笔墨地撰写文章，细细品评，以卑劣为乐事，以此作为荣幸，惟恐不能将玩小脚的美学成份和调情作用诠释清楚。
清代的文人方绚曾自诩为“香莲博士”，曾有一篇专写妓鞋行酒的《采莲船》，开篇就说：“春秋佳日，花月良宵，有倒屐之主人，延曳裙之上客。绮筵肆设，绣幕低垂，绿蚁频量，红裙隅坐。绝缨而履舄交错，飞觞则香泽微闻。”，也就是说，妓鞋行酒，是为了闻香气。
方绚还写了一篇题为《香莲品藻》的文章，费尽心机地把小脚划分为五式九品十八种，分别进行仔细地品味和赞赏。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方绚居然因此名声大振！由此可见，酸腐文人的无耻和卑劣为小脚风气的延续增加了不可忽略的珐码。
这种种病态的欣赏，酸腐文人的推波助澜，无疑助长了缠足陋习之流行。
这种“莲癖”、“拜脚狂”一直延至二十世纪，周作人先生作于一九二五年的《拜脚商兑》一文中，曾引了两则报摘，其中一则是北京《晨报》上的一篇短文《小脚狂》。
我有个同乡，久居四通八达、风气大开的北京，并受高等教育，看来他当然是思想较新的人了，不想竟出我“意表之外”！有一天，我同这个同乡走路，道上遇见了三四个女学生，长得极其标致，他看见了她们，说道：“这几个真是好极了！尤其是那个穿粉红色衣服的，眉锁春心，目含秋水，年纪不过二八，确是一个x女，……，哎，可惜是两只大足！”。又一次他同我谈话，他说：“你不知道我又遇见了一个美人，真是娇小玲珑，十分可爱！我看见她那一对金莲，再小也没有了，走的时候，扭扭捏捏，摆摆摇摇，真个令人销魂！我瞻望了一会儿，恨不得把她搂在怀里接吻，但是她往北了。”。我听了这话，忍不住要大笑，又觉肉麻，这大概是个小脚狂。诸君，这种小脚狂却不止敝友一个。
(以上大部分内容摘自网络，整理而得。)
由以上可以看出，文人，特别是酸腐文人，有时真的很无聊，这也正是缠足产生的原因。
(另外，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国人的思想已经很是开化，很是前卫，并不比当今的我们落后多少，甚至大有超前的意味。)(题外话。)
“缠脚很臭的吧？恶心死了。”成杰一问，露出了异常嫌弃的表情。
“对，对，我也觉得是。”胡跃敏应和，“我们平时穿袜子都臭得不行，裹脚布那么长，裹的时间又那么长，还那么厚，肯定臭死了。”，“如果洗得不勤的话，更臭了。”，“呵呵，这个从余竟群的臭脚就知道了，余竟群从来不洗脚，不洗袜子。”
万人迷从来不洗脚，不洗袜子，这叫人情何以堪？叫那些花花草草、“霞、玉、芳、红”情归何处？太可怕了，帅哥是很危险的[di]，快点跑啊！！！
听到胡跃敏这么说，余竟群很是恼火，“我哪里不洗脚不洗袜子了？”，“污蔑，彻头彻尾的污蔑，诋毁，毫无边界的诋毁，诽谤，肆无忌惮的诽谤，胡跃敏，我跟你急啊！！！”
“你没看到我都睡床的那头吗？”，“我都快被你熏晕了。”胡跃敏呵呵笑道。
“我们谁不都这么睡吗？这叫抵足而眠，你懂不懂，你本来就该睡那头。”，余竟群狡辩。
“瞎讲，小勇不就睡在老晁的脚下吗？”，胡跃敏举反例辩解。
听到胡跃敏这么说，陈小勇脸一下红了，觉得很不好意思，这个事实真令自己蒙羞，心下暗自估摸，今晚得睡到床的那头，改变下习惯，不然，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于是，赶紧转变话题，“那个——，我们国家这么大，各地习俗各不相同，妇女缠脚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吧？”
“那是自然。”，为了缓解自己不洗脚不洗袜子的尴尬，余竟群赶紧接话，“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缠足方法、年龄、要求、顺序都不尽相同。”，“北方天气寒冷，双脚久裹不容易溃烂生癣，也不需要经常洗涤，所以北方妇女缠得更加使力，加上北方鞋子较厚，裹布也能多裹些，所以，北方人的脚掌容易裹瘦。”，“而南方天气炎热，裹布或鞋子太厚，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