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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中国历史，大一统中原的王朝，在没有内乱的情况下，被少数名族建立的王朝，攻破首都，可以说是开天辟地头一着。
除了耻辱还能用什么来形容，因此“靖康之变”也被称之为：“丙午之耻”。汉人的文明，在最高峰的时候，突然就被打断了，从此之后这段文明，便只能被后世传唱了……
靖康之变的一两百年前，也有后唐李从珂被石敬瑭和契丹联军攻入首都，后晋石崇贵被契丹攻破首都的尴尬时刻。但我们应该知道，无论是后唐还是后晋，都不能代表整个中原，毕竟他们也只是在五代十国之中相对较大的一个割据政权。
西晋作为统一的王朝，也被刘渊父子给攻破了都城。但被攻破国都之前，西晋王朝经历了八王之乱，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国家。
遥想当年，周世宗柴荣新丧，宋太祖赵匡胤欺负人家孤儿寡妇，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那汴梁城中的柴宗训和符皇后是何等的悲凉……
再想当年，李后主入国，宋太宗皇帝赵光义对小周后做出令人发指的行为，是何等的qín_shòu？就因为一句“春花秋月何时了……”，宋太宗便对李后主下了牵机药……
若宋太祖和宋太宗在天有灵看到后世子孙如此凄惨不知做何感想。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万事留一线。这一线是给后世子孙积的福报。
很专家都说，靖康之变是由于汴梁城是广阔平原，四战之地，利于少数民族起兵的纵横驰骋，一旦起了兵戈，汴梁很容易便被直插城下……
这话说的绝对在理，专家就是专家。当年宋太祖皇帝也这么认为，想把京城前往洛阳。结果太宗皇帝装十三来了一句：“天下之固在德不在险”就彻底打消了太祖皇帝的迁都想法。
在下也赞成“天下之固在德不在险”的说法，当年孟子也说：“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只是太宗皇帝有没有想过，太祖皇帝得位失不失德？后世子孙就一定是贤人？当德不足以凭借的时候，险还是要靠一靠的，然而大宋一直觉得自己很有德，所以背盟灭辽，又背盟招降纳叛……
以至今日之耻！
宋史对这段历史的评价个人觉得很好，便摘录了下来：
宋中叶之祸，章、蔡首恶，赵良嗣厉阶。然哲宗之崩，徽宗未立，惇谓其轻佻不可以君于下。辽天祚之亡，张觉举平州来归，良嗣以为纳之失信于金，必启外侮。使二人之计行，宋不立徽宗，不纳张觉，金虽强，何衅以伐宋哉？
以是知事变之来，虽小人亦能知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篡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
于是蔡京以獧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及童贯用事，又佳兵勤远，稔祸速乱。他日国破身辱，遂与石晋重贵同科，岂得诿诸数哉？
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犹告武王以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况宣、政之为宋，承熙、丰、绍圣椓丧之余，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
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
白话的意思就是：北宋后期的祸乱，章惇、蔡京是首恶分子。马植（赵良嗣）则开其祸端。然而哲宗去世，徽宗未立之际。章惇这样的人都能说徽宗不稳重，不可让他统治国家。
辽天祚帝灭亡，张觉举平州归降大宋，马植（赵良嗣）认为接纳张觉会失信于金国，必将引起金国对宋的侵犯。
假如这二人的计谋得实行，宋朝不立徽宗，不接纳张觉，金国虽然很强盛，但怎么会找到侵宋的借口呢？因此可知事变之由来，即使是小人也能知晓这个道理，然而君子却不能有所措施来控制局面的发展。
探寻宋徽宗失去天下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像晋惠帝那样愚蠢，像孙皓那样残暴，也不是因为像三国时司马氏对曹氏政权的篡夺，只是因为依仗自己有点小聪明，良心倒向一边，疏远排斥正直人士，宠信亲近阿谀奉迎的奸佞之徒。
于是蔡京凭借自己的偏狭卑劣、乖巧邪佞的资质，满足了徽宗皇上骄奢淫逸的愿望。迷信虚无的道教学说，崇尚游乐，大造景观，使民力凋敝困竭。
君臣都喜好享乐，相互影响，荒诞放纵，丢弃国家大事于不顾，每天都做那些荒唐的事情。到童贯掌握兵权，又把优势兵力调得远离京师，直到祸端积累日久，全国迅速大乱。后来国家败灭，其身受辱，于是和五代后晋石重贵走了同一条道路，难道能将责任推给天数吗？
从前西周新建国的时候，召公还告诉过武王不要做无益的事来损害有益的事，不能把其他物品看得太重，而轻视自己的常用物品，况且政和、宣和时期的宋朝，承继熙宁、元丰、绍圣时期的弊端丧乱，而徽宗又亲自重蹈上述二事之弊祸。
自古以来，凡是习于所好，而丧失大志、放纵私欲、败坏法度的国君，很少有不亡国的，徽宗所作所为更为，所以特别写出来作为鉴戒。
钦宗作为一个皇帝是差了一点，但是烂皇帝多的是，比钦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