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初年，顾鼎臣曾先后两次告假回家乡昆山暂住，“目击东南利弊”给了他很大的震动，返京后于嘉靖六年上呈《陈愚见划积弊以裨新政疏》。在奏疏中，时任左谕德的顾鼎臣以检讨前期正德弊政的方式揭露了此前东南田赋钱粮问题上的种种陋端，这恐怕算得上是顾鼎臣生平所公开发表的最为尖锐激越的文字，真实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社会弊端积重难返的极大忧虑，因此他寄希望于做出除旧布新姿态的嘉靖帝能力推新政，划革积弊。然后随着顾鼎臣的步步升高、直至入阁，这样体现进取意志的声音逐渐消失了。我们能看到在体制内的良性作为越来越多地表现在守成的意义上：为前代圣贤请祀立后，奏请加大赈济灾民的力度，不赞成用严厉的手段对待动乱地区民众，不失仁者情怀胆已没有直面社会矛盾的锐气。明朝中期，流动破坏性极强的倭患给东南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恐慌，一时东南各地都有筑城修城之议。收入顾鼎臣文集中的多篇文字处理均表明，身在中枢的顾鼎臣利用他公私两方面的影响力，使得昆山筑城得以顺利实施，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顾鼎臣对这一事关桑梓之地安危的工程十分上心，他甚至还写信给具体主事的官员提供筑城技术方面的指导。公允地讲，顾鼎臣确实为家乡做了一件大好事，但这种公共政策的优先倾斜毕竟是遗憾地掺杂进了个人因素的结果。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