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君肃对李纲道，“隋朝百姓不论田地多少都要纳一样的租，服役是免费的，服不满二十天，还得每天交绢代役为庸。可我朝呢，所有的杂费摊派连同劳役，都一条鞭的摊入田亩中，不以丁为征税基本，而是以田亩为基本，故此，百姓其实要轻松的多。”
不过这样一来，相对的，朝廷的开支其实增加了。正税减少，各种工役没有免费的民夫可征，还得出钱雇工，如此一来，仅仅是各地的土木工程这块，就增加了大笔开支拧⑺路城池，甚至是修河护堤，这些就都成了额外开支。
如在淮河边的郡县，因淮河多水患，年年得修堤护坡，这个开支地方自己就无法负担，必须得朝廷每年拔款。
为此，朝廷如今不得不另设了几个衙门，其中一个是运河总督衙门，负责运河的疏通维护管理，另一个便是河道总督衙门，负责的是黄河长江淮河汉江等诸江河管理。
河道总管专管河湖疏浚、堤防诸事。
各地的大江大河大湖，统一由朝廷的河道衙门直接管理，不再由各地方承担，算是减轻了地方负担，同时又由朝廷统一调度，增加管理效率。
这两个总督衙门，一年的开销是相当惊人的，其中许多开支就是雇佣民夫做役的工钱开支。
“李东阁，过去百姓常说，苛税猛于虎，百姓苦于役，前朝之时，挖运河建东都修长城征辽东，大役不断，百姓困苦，最后终至天下沸反。朕有感于此，方有了这两税之法取代租庸调税制，又特将地方杂费摊派以及劳役，皆摊入田亩之中，以减轻百姓之苦。你说，这些难道不对吗？”
李纲无话可说，当然不说皇帝是错的。
“过去，杨坚建长安，杨广建洛阳，隋两朝天子，营建了东西两京，征召了多少民夫，都是免费役使，百姓自带干粮前来做役，路上花费的时间有时甚至是做役的数倍，可这损失隋朝会管吗？”
“而如今呢，朝廷近几年也陆陆续续的修复了洛阳和长安的一些宫殿，其中所用民夫并不少，但朝廷却没有免费役使半人，皆是出钱雇佣，百姓来做工，自愿应募，吃住皆在工地上，每日还有工钱，从没拖欠过一人工钱，百姓以劳动换得工钱，补贴家用，每人都很高兴，无一人不满怨恨。”
“朝廷修复宫殿，改造城市，所费钱财，并不是直接使用国库之钱，而是通过商业的手段运作，最后双赢得利。就如长安城去年拆坊墙改街市，拆除旧坊墙，修排水沟、增添公厕浴室，增打水井等等，花费是不少，但最后把新建好的街市商铺，出售或出租出去，转手就回笼了开支，甚至还盈余了许多。”
后世的地方官员，谁都懂得城市经营，一座城市，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商业体，经营的好，那只赚不亏。现在罗成也开始引用一些这种理念，把过去简单的行政手段，改成商业运营方式，如长安和洛阳这些代表城市，表现就还不错。
长安的街市改造试点，朝廷拆坊墙，改街铺，出租出售，自己成了土地出让者，土地开发商，最后又成了街市商铺管理商，赚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也正因长安的这成功，罗成年前把长安府尹升调御史中丞，几乎没有受到半点阻拦。他虽年轻，可政绩摆在那里。
罗成对于李纲这种有些食古不化的老儒其实很瞧不起，不过他的品德教育还不错，这也是他一直留着李纲为太子老师的原因所在，对自己的继承人，罗成知道他能力普通，但还是希望太子能够正派，品行端正。能力弱点没关系，皇帝会有宰辅们辅佐执政，但若是皇帝品德不行，那国家才会有大祸。
“李学士只看到了朝廷弄来了钱，却没看到这钱出自哪里，又流向了哪里。”
“学士可知何为税收？”
李纲望向皇帝，“税收是朝廷的财政来源。”
“没错，可你却只说了表层，税收不仅仅是朝廷的财政来源，他更是治国之工具，他是财富分配，是天下安稳的根源，税收的本质就是公平公正，但这个公平绝不是公摊。”
一个朝廷得不得民心，能不能强盛，其实根源就在于其税制。
如隋朝一样，搞人丁税，这就是最落后的税制，看似公平，其实是最大的不公平，这必然导致国家根基的不稳。
税收本质是什么？是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这意味着穷人少纳税富人要多纳税，谁占据的社会资源越多，谁得到的财富越多，谁就得交更多的税。
隋朝反其道而行，两世而亡也就不稀奇了。
就根王莽篡位改制一样，他的亡也是亡于税制，王莽的税制更加是空中楼阁，所以他亡的更快。
“税即国家！”罗成直接说出了四个字。
无税，就没有国家，一个国家要维持，必然要国民缴税。国家的体现，就是税收。就如明末时一样，朝廷只能对普通老百姓征税，官员、读书人都不需要纳税，甚至投附到他们名下的人，也一样免税免役，于是，大明实际上早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了。
他只能一再的对普通穷百姓加饷，最终结果就是农民起义，国家灭亡。
为何大秦立国后更改税制，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官绅一体纳粮。贵族官员可折钱代役，但绝不能免税。
皇帝可以给他们俸禄高些，甚至是门荫等特权，却绝不给他们免税之特权。
大秦税法的核心，便是财产税，而不是人丁税。哪怕你是一个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