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上，值日都会在关教室门前，撕掉当天的那页日历纸张，第二天第一缕阳光正好射在崭新的日期上，红色白底，在阳光下那么耀眼。这日历刚开始看着新鲜，到后来就不敢仔细去看它，它递减的速度让我感到恐怖。当我亲手把日历撕掉揉成团，扔进垃圾筐锁上教室门的时候，离高考便剩下三十天。这是我高中生涯里最后一次值日，教学楼过道上明亮的路灯让我能看见学校后山上树木茂盛的样子，在这个夏夜里鸣虫躲在树木下的草丛里喧嚣不止，它们每年的夏天都是如此，置身事外当然可以如此放纵。教学楼的灯在我身后一层层熄掉，这三年的一切在这暗下来的瞬间竟然历历在目，清晰可见：三年前，父亲带着我走进先农巷，走进这学校，礼堂里人头攒动，寻找，排队，缴费，直到领着那张盖了红印章的入学书，开始了我的高中生活。在那一排法国梧桐下的过道中无数次的穿行，跟着蒋焉抽了第一口烟，在食堂里沉浸在没刷饭卡而端到饭的窃喜里，踢球大胜邻班后买饮料当香槟开的庆祝，还有在校庆时，在人群背后紧紧抱住小黛。当我想起这些的时候，它们仿佛都发生在昨天，我知道这个比喻是一个很老很烂的修辞手法，然而现在我想不到有更贴切的话语来表达。或许三年本来就是一天，第一年是早上，第二年是中午，第三年就像这星空繁星点点，让人思考和回顾。
我走出校门，路灯下，一阵风吹过，带着青草的味道，它让我想起小黛以前站在这个位置等我的画面，心里隐隐的开始痛起来，这种痛让人不舒服，更确切的说是令人讨厌，它痛得不深不浅，恰好在涌出泪花之前戛然而止，让人没有发泄出来的可能，我叹了口气，快步走了过去。或许不去想她，才是唯一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最近怎么看不见谢凯”，当蒋焉向我问起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问题，现在眼里只有高考，我竟然把自己的兄弟都忘记了，心里大呼罪过，但转念一想，如果不是蒋焉和我一班，我连他也会一起忘记了，想到自己是如此公平，心便得到了救赎。“他们文科班要背的东西多了去了，说不定现在正在那个角落里背得唾沫飞溅”，蒋焉拿下插在耳朵后的笔挠挠头，对我的解释颇为信服，然后把物理卷子铺开，和我讨论起带电粒子在磁场里的运动轨迹。
谢凯当然也背书，但不像我说的那样，是因为背书而消失在我和蒋焉的视线里，他每天下自习都会第一个冲出校门，喘着气跑进吴菲的店子里，一口气喝下桌上那杯吴菲在街对面给他买的冰咖啡，如果那时店里还有客人，谢凯就翻翻学习资料,在一边静静等着，如果没人，他就和吴菲一起收拾店里卫生，擦镜子，归置理发工具，扫地，拖地，他快乐的干这这些，把他娇气公子的形象扔到十万八千里外，他开心的笑，于是流出幸福的汗，晶莹而通透的汗珠是他的骄傲。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快乐从来都是这么不讲道理。
拉上卷帘门，在黄黄的街灯下，他们走着聊着，有时大笑，有时沉默，谢凯对吴菲说现在自己要是高一才好，那样还有三年时间和吴菲呆在一起，吴菲笑着说，如果凭三年前的手艺来这里剪头，会被饿死。谢凯告诉吴菲，自己饭卡里的钱足够和她一起分享。吴菲听完后哈哈大笑，说：“好啊，你养我，不过我吃得很多，哈哈哈”。谢凯是从心里想保护吴菲，只是不是三年而已，他想把这期限延长到一辈子，但他说不出口，他觉得这些话最好还是藏在心里，一旦说出来就莫名其妙的变得空洞。他小心的保护着他们之间的距离，时间久了他便开始觉得这个距离本生就是恰到好处的恋爱距离，而急于求成的表白在他看来愚蠢而又笨拙。
中午放学，蒋焉的自行车爆胎了，我和他推着车去找修车铺，以前满大街的修车铺现在越来越少了，高一的时候校门口还有两个，现在已经不见了踪影，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去南门口看看。“南门口”这是个多么具体而形象的地名，仿佛是专门给外地人准备的，好让他们第一次听见就知道自己身处在这个县城的南边关口，据说土地革命时期一队人马打着火把，从这里把革命的种子带进了这个小县城，在这里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我始终认为仅仅为了这个光荣的历史这里也应该矗立一座和凯旋门类似的建筑，而事实上这里仅有的只是一根被刷成红白相间的竹杆横卧在两根铁支架上，它懒散的横在路中间，一头挂着一个圆饼石头做配重，另一头落在马路对面的一根铁支架上，一个老头手扶着有配重的一头，收费放行，他的头发落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全白了，远远看着就像是顶着天使头上的光圈。从我记事起他就在这里，夏天的时候可以看见他腿上的枪伤，小时候我总觉得若干年前他就在那群打着火把的人中，他和他们一起把革命的种子带进了蓬溪，这种思维的延续让我一直对他抱有敬仰，即使后来我知道那个枪伤不可能来自那么遥远的年代。南门口不会有凯旋门，他那根挂着限高标志的竹竿就成了那段历史的注解。
自从分县之后，南门口的街边就停了往返樟木和蓬溪之间的车，新旧不一，参差不齐，从它们七零八落的狼狈中，可以窥见当初分县的仓促。不管分县有多么长远的意义，但在我看来，它对我是有百害无一利，如果没有这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