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初，随着北平和平解放，三大战役全部结束，解放战争也随之进入了最后阶段。
此时国民党方面败象已成，到处都是兵败如山倒的态势，就连国民党当局也知道局面已经不可收拾，此刻正全力向台湾搬运各种物资和人才。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讲一下国民党方面独特的想法：他们不但要搬走各种贵重物资，而且连社会各界的着名人士也要一并带走。
比如蒋总裁就曾亲自点名要带走佛儒道三家为首的名士，换句话说，在蒋总裁的心目中有几个人能够代表佛儒道三家。
其中这儒家选的是着名学者、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教授以及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教授。
两位教授带着一帮愿意一起走的教职工去台湾重开了两所大学，所以这世界上不光故宫博物院有北京、台北两家，中国这两所第一流的学府其实也有北京、台湾两处校区……当然，搬到台北的北京大学改名叫台大了。
这道家选的则是龙虎山第六十三任天师张恩溥及其长子张允贤，可惜张氏父子到了台湾没几年就先后因病去世，没能留下嫡亲子嗣所以自打张道陵祖师开始，一直父子传承上千年的龙虎山天师教，从此就没了掌门天师。
嗯？你问我，这佛家当年到底挑的到底是哪一位高僧？这个……当年跟着去台湾的和尚实在太多。
这帮人在台湾一登陆就分裂成七八个小派别，至今还在互相吵嘴架，所以还是等他们自己先掰扯明白，再说别的吧。
当时有一份极其严酷的考卷摆在所有中国人的面前：到底是留在大陆扎根故土，还是随着败军一起逃入台湾？
很不幸，胡阿明的父母所跟随的那个出马弟子选择了后者，这场逃亡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无比艰辛坎坷的。
胡阿明兄弟在父母背上听到的雷声和鞭炮声，其实是交战双方轰鸣的枪炮，而那个比星星和月亮还要明亮的星星，则是昭示总攻发起的照明信号弹！
于是，饱经沧桑的中华大地上再一次弥漫起离乱与苦难。
“搭档曾经给六爷我讲过一个故事……”
搭档他小时候在电视里看到了一则报道大陆与台湾之间首次三通探亲的实况新闻，而在这一群西装革履的人当中，却有一个衣衫不但褴褛而且极不合身的老者。
记者感到非常奇怪，就上前拦住那个老者询问说，在这个亲人重逢的喜悦日子里，你为什么不好好收拾一下自己，而要以这幅寒酸的打扮见人呢？
然而那位老者却摇摇头回答说，他身上这件破衣服是当年离家时穿在身上的，他这一走就是三十多年，一旦换了衣服，就怕家里人认不出自己来了。
原来这位老者离家时只有十六岁，当年他去镇子上置办年货，结果在返回的途中被一伙败兵裹挟强征成了民夫，最后被败军裹挟一起退到了台湾。
等到终于能够再次返回家乡的时候，当年那个稚气的孩子已经头发斑白了！
幸运的是，当年这位老者的母亲仍在人世，母子俩一相见，就抱在一起嚎啕痛哭，老人家嘴里来回就只有一句话：“你当年出门到底买了什么啊，为什么一去就是整整三十年？”
那时节，人世间一切悲、欢、离、合，背后都有一段极其沉重的历史，然而那些选择和败军一同退入台湾的人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些苦痛仅仅只是个开始。
当时国民党方面要尽可能地往台湾转运资源，各类运输工具几乎都在超负荷运转。
有一位曾经亲身经历过大败退的学者后来撰文回忆到，当时飞往台湾的飞机不敢在白天起飞，否则会暴露机场的位置，从而引来解放军的炮火，一旦机场跑道被炮火摧毁，飞机不能起飞，大家就谁也走不了了。
所以机场空勤只能安排飞机在夜间起飞，甚至连指示跑道的航标灯都不敢打开，只能在跑道上摆一排燃着的手提马灯来充数。
在这种光照条件下，飞行员连稍微远一点儿的跑道都看不清楚，和盲飞也没有什么两样。
这种起飞方式极不安全，可即便如此，机舱里照样塞满了人与行李，几乎次次都是满负荷起飞。
后来终于轮到这位学者上飞机赴台，当他在机舱中蜷缩着身子等待起飞的时候，突然通过舷窗看见机场跑道上跑来一位拎着一个巨大皮箱的花白胡子的老者。
这位老者一边气喘吁吁得奔跑，一边惶急得挥手呼喊，看样子是想阻拦即将起飞的飞机！
这位要拦飞机的老者几乎立刻就被机场执勤的士兵给摁住了，根据当时的情况，这种干扰飞机起降的行为完全可以按照通敌罪直接枪毙。
然而一名带队执勤的小军官上前刚审问了两句，不由得愣了一下，接着就转身跑向学者所乘坐的飞机。
那个小军官接连推，径直来到学者的面前，开口请学者下飞机去认一认人。
原来这位闯入机场被擒的花白胡子老者，自称是民国时期最为着名的人像绘画大师张大千，而这位学者恰巧曾和张大千有过数面之缘。
更加巧合的是，当晚带队在机场执勤的小军官是这位学者的学生，他知道自己的老师此刻就在飞机上，并且可以前来帮助确认一下张大千的身份。
按照国民党政府当时下达给军队的指示，张大千这种级别的大师完全有资格乘坐专机飞赴台湾。
如果这个提着皮箱的老者真是张大千本人，那么不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