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会问，于警司他做为一个讲究证据和科学辩证的老警察，为什么会同意跟我这样一个看上去不靠谱的江湖术士一起表演一场“秘术寻头”的荒诞剧呢？
只能说当时的形势比人强啊，于警司他配合我演戏，无非有三种结果。
第一种，我当面演戏并成功寻回假头，于警司他们通过对现场众人的一番细心观察确定了怀疑对象。
之后于警司以怀疑私藏违禁品的理由强行搜查嫌疑人乘坐的车辆，最终成功起获人头并抓捕到真正的凶嫌，这样自然是皆大欢喜。
第二种，我经过一番摆弄却什么都没找到，连我言之凿凿的那颗假人头也未出现，此时于警司同样可以借机观察现场众人，并以妖言惑众为由轰走我这招摇撞骗之徒。
能以此确定凶嫌最好，即便一无所获，于警司他无非是回到演戏之前的境地罢了，并不会有什么损失。
第三种情况，我成功寻回假头，但于警司他们却没有在人群中找到凶嫌，此时还因为“人头”成功找回，不得不解除封锁恢复交通。
这种情形对于警司最为不利，受上级申斥挨处分那是一定的，但他却可以扣我一个干扰破案的帽子，推卸掉自己头上大部分责任。
我已经让小李提前在电话里讲定，只要于警司肯配合演戏，一旦事后找不到死者的头颅，他大可以把黑锅推到我身上，说我事先找同伙将一个被烧焦的乳胶假头掩藏在凶案现场，分明是图谋不轨，嫌疑甚大。
所以于警司与其他警察商议后一致认为，如果找不到死者的头颅，抓我这样一个疑点重重的可疑份子回警局也不算毫无收获，没准儿经过一番审讯还能从我身上挖到破案线索。
至于我，肯定会为此进看守所吃几天牢饭。
不过这一切都是我自己戳弄策划的，出了岔子也算我咎由自取，没什么可抱怨旁人的，而且嘉义林家也绝不会因此归罪于警司。
总之呢，这功劳全是你们警方的，而黑锅全是我章某的。
反正于警司也不可能把这老些民众长时间扣在原地，早晚都要撤去封锁。这时间拖得越久，民众怨气越大，也就越不愿配合警方的调查。
于警司你要么赶紧依靠自己的科学推理破了这宗玄案，破不了就干脆点引咎辞职。
要么就闭眼和我做一路，最起码也能有个人替你背黑锅，不至于吃太多的挂落儿。
如果你站在于警司的角度，请问你会怎么选？
有人问了，你章再九是不是疯了，这种风险大到没边儿的事情也敢强揽上身？
是啊，但凡正常人都会这么想，起初我为了说服小李给于警司打电话就费了无数口舌，到最后连林先生都搬出来了。
“小李，你别忘了，来台北之前林先生可是吩咐过，一切都听章某人的安排，所以你今天必须帮我打这个电话！小李你放心，万一出了事情，林先生那边我自己去解释。”
这才逼着小李不情不愿地打了电话，和于警司商定了接下来如何一起演戏的细节。
我也是被逼无奈才不得不出此下策……又不是只有于警司被逼得无路可走。
本来林先生雇佣了一个知名的私家侦探提前行动，为我和小李打前站；谁知我们刚到台北，那个私家侦探就音信全无生死未卜。
最后我不得不让小李出门，动用林家在台北的关系网从市井人物嘴里打听秦沁伍的行踪；前前后后这钱是花了不少，可仍旧没有什么头绪。
其实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秦沁伍在嘉义与林先生撕破脸皮后，别的地方哪儿都不去，偏偏跑来台北躲藏，摆明了它在此地浸淫甚久。在台北这块地面上，秦家的各种关系早已盘根错节。
此番前来台北缉凶，我们实际上是以客欺主，因此利在速胜，倘若拖延时日，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此外还有一点，市井上的信息渠道可是双向的，那些线人既然因为钱而向我和小李出卖秦沁伍的行踪，同样也能为了钱把我们的行踪卖给秦沁伍！
一想起秦沁伍帐下的妖人给林先生下过的那些歹毒的降术，我就觉得脊背发凉，额头冷汗直冒，连晚上睡觉都恨不得睁一只眼睛。
秦沁伍一行可不是什么善茬儿，一旦我们的行踪被人泄露给它，说不定就有歹毒的降术施展到我的头上，届时那些歹人潜身暗处，让我如何防范？
须知只可千日做贼，却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我早就有心扔下台北这堆烂摊子，返回嘉义整理一下头绪再说，但这样做肯定会引起林先生的不满。
毕竟林先生明言这趟台北之行一切事务以我为主，林家在台北的所有力量也都任我调遣。
如果我们什么成果都没有就灰溜溜返回嘉义，万一再让林大金主认为我这人做事阳奉阴违，故意迁延时日，甚至怀疑我会不会起了二心，在他和秦沁伍之间首鼠两端，那可就要了亲命！
我早已把秦沁伍背后的势力得罪得一干二净，现在倘若再和林先生起了生份，以后行事就无法从林先生那里借力或得到庇护。
那样我就甭指望能在台湾岛这块巴掌大小的地面上混出什么成色来，趁早收拾行李走人，免得一不小心再撞到秦沁伍之流的歹人手中送掉小命。
如此一来，我在未跟大陆的血手教料理清楚恩怨首尾的情况下，又招惹上一帮行事同样歹毒的南洋降头师，日后的下场真是难以预料。
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