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中旬，京城街头的树枝上，残存的几片叶子摇摇欲坠地挂在枝头，顽强地与寒风周旋着。天阴沉沉的，日头从阴霾中不时探出头来，却也是奄奄一息的样子。空中不知不觉间飘下几片雪花，不到半个时辰，又在不知不觉间住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高拱照例早早到了文渊阁，外面飘雪花的事，也就毫无察觉。他埋头在中堂里审核票拟，书办不时将一摞摞文牍从他的案头抱走，又抱来新发下的文牍，放到他的面前。他顺手拿起一份一看，脸上露出既吃惊又愤怒的表情，声嘶力竭地说：“这御史，意欲何为？！”
张居正和殷世儋倶低头不语。
高拱怒而不息：“朝廷好不容易消停了，又在挑事儿，唯恐天下不乱！”
张居正突然觉得高拱有些可怜。大权在握，却只会发怒，除了显示自己的粗暴外，于事何补？他暗忖：若是我，哼哼，叫他吃不了兜着走，看谁还敢指手画脚！但他不露声色，问也不问一句，顾自拿着一份文牍，做细阅状。
殷世儋似乎预感到高拱所说的御史，就是周思充，心里有几分紧张，装作漫不经心地问：“元翁因何动怒？何人挑事儿？”
本指望张居正会关切地问一句的，却没有；高拱有些尴尬，见殷世儋接了话，也就顺势把周思充的弹章大意说了出来：“御史周思充论劾张四维，说他隆庆四年十月初十以翰林学士升吏部右侍郎，十二月十二日，又升左侍郎，皆攀附钻谋而来，如今又觊觎阁臣之位，不知廉耻；又言其舅王崇教、其父张允龄皆贩盐豪商，狼狈为奸，败坏盐法，谋求暴利，一家人官为商助，商为官谋，奸邪如此，乞将张四维罢斥。”
“言官论劾一个侍郎，值不得大惊小怪吧？”殷世儋道。
高拱脸涨得通红，大声道：“张四维从右侍郎升左侍郎，只有两个月，这事是有的。可这违例了吗？”他看着张居正，“叔大，你从翰林院学士升礼部右侍郎，不到八个月吧？从右侍郎到入阁，也就十天吧？我不是说叔大不该升迁，我是以此举例说，到了这个层级的官员，只要不违例，又有空缺，并不受历俸的局限。张四维任右侍郎两个月，正好左侍郎致仕，他转任左侍郎，也是顺理成章，有何可挑剔的？”顿了顿，又道，“除了这一桩，其余的，都是臆断！”
“这是对着玄翁来的。”张居正突然阴森森地说。
“不仅仅对着我，叔大也在内！”高拱像是早就洞察一切似的，自信地说。
张居正楞了一下，不知高拱因何会有此论。
“明摆着的，”高拱解释道，“科道对封贡互市本极反对，今见事成，积怨无处发泄，又觉你我不宜撼动；而张子维为封贡互市事穿针引线、联络沟通，出力不小，遂将矛头指向他。”
张居正暗笑，却爽快地认同了高拱的说法，又佯装不解地说：“只是何以突然此时发难，令人疑惑。这背后，有没有文章？”他转向殷世儋，“历下，你说呢？”
殷世儋一笑：“周思充做过巡盐御史，他论劾盐商，有何奇怪的？”
“说的是啊，当年何以不论劾，过了这么久突然论劾起来？”张居正紧追不舍。
“这……”殷世儋一时语塞，他重重咽了口唾沫，“御史见张四维冒升有异于常，看不下去了，也未可知吧！”
“历下，周思充是你的门生吧？张居正一笑道，“难怪历下这么清楚呢！”
“江陵，你……”殷世儋惊讶地看着张居正，惊诧地说不出话来。
高拱盯着殷世儋，顿起疑心。
殷世儋被看得神色慌张，道：“元、元翁！难道凡是门生做的事，都是座主指授？若这般说，元翁的门生也不少，那是不是凡是元翁门生论劾谁，背后就是元翁指授？这样胡乱揣测下去，那朝廷永无宁日了！”
“历下，你何必往自己身上揽呢？”张居正两手一摊道，“没有人怀疑到你历下的吧？”
“好了！不要被这些节外生枝的事干扰大局！”高拱一扬手，含怒道，“此疏不批交吏部题覆了，内阁直接拟票，慰留张四维！”又吩咐书办，“抄本，送给张侍郎，上疏自辩。”
张四维接到弹章，似乎听到“嗖”地一声，后背有冷风吹过，脊背发凉。他呆坐片刻，当即写好了辞呈，交司务封发，不声不响地走出了吏部首门，钻进轿中，轿子转上长安街，穿过长安左门向西而行，张四维掀开轿帘，抬头望了一眼承天门，缓缓放下轿帘，突然有种解脱感，轻叹一声，喃喃道：“离开此是非场，正其时也！”一股莫名其妙的庆幸感涌上心头，瞬间把笼罩在胸中的愤懑、不快情绪，驱得烟消云散！
“张得，收拾家当，老爷我要辞官回籍了！”一进家门，张四维就吩咐道。
张得望去，老爷脸上分明带着笑意，不敢相信真的要走，踌躇着想探个究竟。张四维沉下脸来，呵斥道：“还不快去，阖家人等都动起来，越快越好！”
张四维注门籍，督促家人收拾行装，皇上三次下旨慰留，他都不为所动。
“阁臣也无非三次慰留，就保全了体面，子维一个侍郎，还这么扭扭捏捏的做甚？！”这天晚上，高拱一到吏部，就把魏学曾叫到直房，生气地说，“你这就代我去见他，要他收回这道辞呈，明日就来当直！”他以为，张四维一再请辞，无非是照例行事，三次慰留，体面无伤，就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