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已有两个多月没有在高拱的朝房里与他面对面而坐了，一旦坐下，时而感到局促，时而又感到亲切。但私下直面高拱，他心里总是忐忑，竟至额头上冒出汗珠。几次想走，又怕高拱不悦，越发如坐针毡了。高拱却是想和张居正交心一叙的。他把《少师首相新郑高公六十寿序合辑》向外推了推，道：“叔大，这里的文章，你都看过吗？”
“看过，颂玄翁伟功，祈玄翁寿无涯！”张居正答。
“我不这么看。”高拱面色严峻地说，他拿起文集，翻开，“申时行说自我受命以来，海内易听改观，中外百司相劝，在位蒸蒸，臻于治理；张四维说这二年因我一切与之改弦更始，海内大小官吏兢兢修实，不敢作诳语，民无官扰，得安心田亩；叔大则言海内乂安，四夷向风，天下歙然称治平。”他把文集合上，“可在我看来，目下污习未殄，吏治不兴，民穷如故，每一思之，不觉汗颜！”
张居正“嘿嘿”一笑：“玄翁过谦了。”
“我着急啊叔大！”高拱蓦地起身，侧过脸去，微微仰头，眼睛不住地眨着，良久，转过脸来，幽幽地说，“叔大是知道的，这二年来，高某实夙夜尽瘁，不敢自有其身。”
“为国辛劳如玄翁者，古往今来，实属罕见！”张居正拱手道。
“孔子云：‘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以至圣之才，当一诸侯国之任，尚需三年，况粗陋如我者，而又当天下之任！”他掀起白须，“叔大，为兄老矣！之所以求治如此之急者，盖因国家积弊已久，改革之务甚钜！可惜岁月易逝，我已年老，故每自惜桑榆之景，勉效犬马之忠，诚欲先立规模，见其大意，而后乃徐收其效。”
“立规模？”张居正心里说，“国朝立国规模、章程法度，尽善尽美，远过汉唐，还要你来立规模？不就是无视祖制，标新立异、改弦易辙吗！”他瞟了一眼高拱的银须，“至于要整顿积弊，你老了，有我在嘛！只要效法太祖高皇帝，革除积弊，易如反掌，无需像你老这般折腾！”心里这么想，嘴上却说：“玄翁，今上春秋正盛，对玄翁眷倚非常，玄翁自可从容做十年、二十年！”
“五年，只要五年！”高拱伸出一个巴掌，“叔大，你我同心协力再做五年，我即可心安理得悠游山林，届时叔大也不过五十出头，继续做下去，再做十年，我看大明必是欣欣向荣之象！”
张居正摇手道：“居正才学安得与玄翁比？只要玄翁在，居正永远追随其后！”他拿起书案上放着的文牍，问，“玄翁，要不，张学颜的奏本发兵部题覆？”
高拱见张居正神色不宁，似不愿交心倾谈，便淡淡地说：“此疏不必复。”
“不必复？”张居惊讶地说。他对张学颜提出允许与土蛮部互市本极不满，只是碍于高拱的情面，忍住未发，原以为高拱也会为之恼火，吩咐拟旨训诫，却不料竟以“不必复”处之，那岂不是默认了张学颜的提议？
“不必复！”高拱重复道。他拿起张学颜的奏本，“你细读此奏即知，开原、广宁本有马市，虽为建彝所开，但鞑虏时而入犯，时而入市。既然开了马市，对入市者，岂能倶熟其面貌，一一分辩出是建彝还是鞑虏？故张学颜建言，如遇土蛮部近边搭话，不必追究，不必拒绝。朝廷如何表态？若允准，则传之西虏，必以为我对东对西已无差别，西怀之策岂不瓦解？若驳回，则罔顾实情，徒发无法执行之文，朝廷威严何在？故默许其入市方是上策。”
张居正默然。暗忖：照这么说，与东虏也可暗中互市，所谓东制云云，必无从谈起。但他却并未说出口，而是起身道，“照玄翁指示办。”
见张居正施礼而去，高拱意犹未尽，怅然若失。有些话，很想向知己倾吐，又突然觉得万般孤独，并无可倾吐之人。正抓耳挠腮之际，突然想起，四十多年前与他同在乡试中中举的宁陵人符汝登前几日来书为他祝寿，书中多知己言，遂提笔给他复函，一吐胸臆：
辱书问，且有诲言种种，悉关机要。兄所谓身处江湖，心忧廊庙者，非耶？仆本薄劣，谬当重任，乃不自知其不肖，欲为主上进忠直，黜谗邪，振纪纲，正风俗，崇举敦明之治，实夙夜尽瘁，不敢自有其身。顾二年且余，曾无寸效。污习未殄，吏治不兴，欺负尚存，民穷如故，每一循省，不觉汗颜，诚有当寝而遽兴，临食而忽叹者。孔子云：“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夫以大圣之才，当一国之任，然犹期月而可，三年有成；薄劣如仆，乃当天下之任，而顾求治如此其急者，岂不自量？盖念夫国家之弊久矣，数十年来，曾无整顿之人，仆幸有斯志，然年已六十矣。河清几时，日中已昃，故每自惜桑榆之景，勉摅犬马之忠。于是明祖宗之法，以唤醒久迷之人心；破拘挛之说，以振起久隳之士气。事务乎循名核实，而志在乎尊主庇民，率之以身，诫之以言，使天下皆知治道如此而兴，非若向者可苟然而为也。如其得行，当毕吾志；如其不可，以付后人；倘有踵而行者，则吾志亦可毕矣！此则仆之隐衷，朝夕在念，不能忘者。是以措置之际，自不觉汲汲，诚欲先立规模，见其大意，而后乃徐收其效，非敢谓太平之治，可一朝而致也。
兄固高朗，又在静观，试为思其何如？苟可训迪我者，不惜金玉则幸焉。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