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分政治，三分军事，”陈惇道：“永乐二十二年里，对倭寇的战役其实只有望海埚一仗，而海洋平静，倭寇不敢来犯，其实归功于成祖对海洋的经营。这经营之中，最根本的就是开放海禁，设立市舶司，招抚海洋，这是政治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
如果成祖的战略思想和政治手段一直延续下来，就绝对不会有今天这样靡费天下之兵，天下之财去打一场局部战争，现在的大明应该是整个海洋的主人，远远将欧罗巴抛下一百年。
但可惜就可惜在宣宗之后，大明海禁时断时续，海商冒着政策转变的风险，没有得到官方足够的保护和重视，货物销售不规范，引发了巨大矛盾也得不到解决，于是大家都不愿意做个良民，干脆盘踞海岛，落草为寇了。
嘉靖帝脸上露出愉悦的光来：“……说得好。”
嘉靖帝既然一锤定音，李默只好道：“就算禁海政策有争议，禁海不是抵御倭难的办法，但也要分一个合不合时宜……天下太平时可开放海禁，百姓可以捕鱼，商人可以贸易；但如今是战时，外敌在侧，如果开放海禁，国中宵小之辈、心怀叵测之人趁乱投敌，里应外合，岂不是贻害万端？”
这一点他算是一针见血说到了点子上，因为朱纨和张经的禁海，都是这个原因。
嘉靖帝的神色一顿，顿时又恢复了面若冰霜的模样，他看向陈惇，道：“是这个意思么？””
陈惇点头道：“李大人说的不错。”
李默露出了谅你也没有理由反驳的神情。
“不过，”陈惇微微一笑道：“学生说的开海，不是让沿海百姓和外藩私通的意思，而是由官方来控制海洋贸易。”
“这不就是市舶司吗？”李默道。
“不错，但市舶司是官方贸易，没有百姓的参与，”陈惇道：“学生说的是吃肉喝汤，必须要把百姓也纳入贸易中来。”
这些市舶司负责的是朝贡体系下的来华使团——注意法律规定是只能朝贡，而不准私自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又那么多冒充朝贡的，因为这样才能贸易，而正经的使团差不多是三年一次两年一次这样来到大明，而且贸易必须要在官方设定的牙行里举行。
那这算什么贸易，百姓的商船又出不去，外国的船只还限制入境，贸易也大都由官方垄断，百姓在这上面简直是怨气满满。
所以陈惇为什么觉得十几年后隆庆开关才是海禁开放的开端：因为月港开港后，民间商船能够领到船引后自由贸易，即不需要再有官方限制了——当然，目的地和货物等都有严格规定，但是不需要再通过朝贡了，国内的货物可以直接通过月港出海贸易，国外的也可以不需要三年一次两年一次这样跟着自己国家的使团朝贡才来贸易了。
这才是开放海禁。
“就像你在苏州做的那样，私自招徕西洋的商人，”嘉靖帝分不清是喜是怒：“推销织染局的绸缎？”
陈惇小心翼翼地觑着嘉靖帝的神色，做出一副胆寒畏惧的样子：“学生是在苏州府尹的批准下……”
当然苏州府这一次也玩的大，因为市舶司仅在广东福建浙江开了三处，而苏州竟敢绕过市舶司，私自将西洋南洋的商人召来苏州，若不是最后上缴了四百万两银子，得了嘉靖帝和内阁的欢心，怕是朝中光是维护祖制的言官就能用唾沫淹死他们。
“苏州府尹也是胆大包天，”嘉靖帝哼了一声，“听说苏州百姓也被允许同洋商贸易了？”
陈惇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是……那些洋商是真的有钱，我们把几十万匹绸缎都卖给他们，他们还能吃下民间的绸缎，吃了十几万匹……官方和百姓，腰包都鼓了。”
这才是陈惇要说的，他希望市舶司的港口能多建一些，更开放一些，官民互利，像苏州做的那样——
“学生觉得，市舶司可以放开一些限制，”陈惇道：“比如不须要在官方设定的牙行里贸易，比如这种贸易也不必由官方指定的商人也就是官商承包，可以适当放开民间同外商的贸易，这样的话，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才是真的好，大家共同致富嘛……”
这大好的想法却被李默毫不留情地打断了：“让百姓和外商贸易，不就是私通外国——谁知道他们中谁是真的贸易，谁是夹带情报，甚至走私禁物呢？”
陈惇就道：“沿海所有对外贸易的商船，都必须在指定地点办理完善的手续，并从这里装货出港、入港验货。所有船只都必须申领船籍证书，有营业执照才能出海。这个营业执照不是轻易给与的，要经过严格的审核，从船主到船员，所有人都需登记在册；然后所有船只必须经过检查，防止夹带兵器﹑铜钱等等违禁物品。出海后逾期未归者，即使证件齐全，仍以通倭罪论处。”
“一旦对商船放宽限制，”陈惇比划道：“市舶司的关税可以大幅度提高至少两三倍，因为不再仅仅对外国船只收税，所有出海贸易的商船回来，将舶货抽分﹐细色十取一﹐粗色十五取一。另征收舶税﹐三十取一。”
这一制度宏观来看，是对出海船只的建造和运营实行总度控制，别看只是在政策和制度上进行了局部的和有限度的调整，但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至此就算是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只要遵守政府的管理限制，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就被视为合法经营。海商们不再冒着生命风险走私，摆脱了走私非法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