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顺之和陈惇谈到这次的战斗，想法大抵相同。比如参与战斗的卫所官兵的战力完全比不上几个将军手下的募兵，甚至连刚刚训练两个月就拉上战场的乡勇也比不过。
“仓猝集合起来的团练，并没有经过多少训练，临战反应却让人大吃一惊，奋勇争先，拼死杀敌，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并不是我大明没有热血男儿，我大明没道理组建不出一支铁血雄师，根本还在于卫所已经糜烂，”唐顺之道：“既然这些人已无可救药，那就放弃他们，重新建一支新军。”
“是啊，”陈惇赞同道：“卫所士兵以及其土地所属关系，已经从根本上糜烂，他们不再是洪武、永乐时候的卫所，他们已经不能任战了。”
洪武元年，太祖皇帝下令：“天下卫所，一律屯田。”就拿南京举例，当时驻在南京城的禁卫军有四十二个卫，每个卫有五千人左右，共有驻军近二十万人。这批驻扎在南京城内外的军队，普遍进行屯田，共开垦出四十八万亩土地，建有三十七处大型粮仓。他们生产的粮食基本上做到自给，有时还有余，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只不过自宣宗之后，由于军屯所得不用上交，于是便有卫所官员侵占军屯田地和私自命令士兵种地，从而赚取钱财。这导致负责军屯的士兵被长官压榨和勒索地极为严重，生活极为困苦，甚至比一般的佃农还不如。可是由于军籍管理极为严格，无法脱藉的情况下便有军人开始逃亡，洪武初年即有逃兵，而到正统三年，逃亡官军总数竟达一百六十三万人之多。
除了这一点，由于军户乃是世袭制，所以身为军户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要去当兵。于是很多不想当兵的军户便想方设法的脱去军籍，这导致军户数量越来越少。再加上军中吃空饷现象严重，基本所有卫所都已无法达到满编，最多达到七成，而且多是老弱。为了补充兵力，又将罪犯或充军者纳入军籍，这种卫所官军，如何能抵挡倭寇呢？
但所有人都知道卫所制度有巨大的问题，却没有人提出要改革这个制度，为什么呢？
其一就是这是太祖定下来的制度，连太祖的海禁政策都反复了这么多年，至今还在禁海，别说是关系到根本军事制度的卫所了，祖训这个东西就是束缚在一切改革头上的紧箍咒。
第二也是抛去祖制这个名头，现实中最大的阻碍，就是卫所军户背后的土地权。
军屯制度下，卫所军的耕作所得要上交卫所屯仓，称为“屯田子粒”。屯田子粒分正馀粮，正粮供屯军自用，只盘查而不上交，馀粮供支付守卫旗军及军官月粮，需上交朝廷。但后来屯田多被军官和内监占夺，导致“当军者无地，种地者非军，豪强侵霸以肥家，公私因是而交困”，不仅土地，甚至土地耕作者一并都归属以五军都督府为首的军官。
要改革卫所，则其屯田势必要被盘查，则这些军官、官员、太监的利益就被损害了，哪个愿意？所以即便由于卫所管理的军户流失，卫所土地荒芜，朝廷也没有动过改革卫所制度的心思。
直到张居正的改革，张居正使被侵吞的卫所土地重新纳入到大明朝税赋体系中来，等于是把五军都督府所享有的卫所土地收税权转移到了户部，但他的下场就是身死名裂，人亡政息。
既然卫所已经瓦解，并逐渐走向崩溃，募兵制其实已经慢慢取代了卫所制，比如卢镗、汤克宽、俞大猷他们手下的兵都是招募而来，在招募的时候就进行了选拔，从年龄上就裁汰老弱，而选取年轻力壮的人，又考虑兵源的素质，不仅要求他们勇猛刚强，而且要他们一呼百应，所以这些兵服从命令听指挥，而且还战力高强。
“……抗倭之事，必倚募军，在浙江之地招募兵勇，”陈惇道：“组建军队，从头练起！”
唐顺之哈哈大笑，从袖中掏出一本奏疏，道：“已经写好了一个事略，就是募军的事情，你看看，怎么样？”
陈惇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无兵而议战，犹无臂指而格干将。今乌合者不张，征调者不戢，盖卫所之不任事，吾不知其可也……及今乃请罢所部旧兵，假以便宜，亟募勇士，而选练兵卒，遂有成日，即一旅可当三军，何患无兵。”
陈惇就道：“看来是胡宗宪的意思，多来几次淞沪之战这样的大战，就必须要更多的军队，他已经不打算任用卫所官兵了，准备要大规模募军。”
募军其实是从正统年间就开始了，发现募兵好用，朝廷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募兵和卫所官兵并存，但实际上全国各地的募兵加起来不会超过八万人，而胡宗宪是打算招募一支庞大的队伍，数量可能等同于全国募兵总和，那就可能引起一些忌惮和非议了。
“对了，”唐顺之又道：“这次抗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蝴蝶阵’。”
陈惇精神一振：“是，这种阵法居然能有效克制我军，几乎可以说是百战百胜，除非火铳阻射，才有可能击败，但这些倭寇极善跳跃，很快就能奔袭到眼前，火铳也来不及发。”
没想到唐顺之却提出了一种办法：“……他结阵，我也结阵，阵法对阵法，我们研究出办法来，把他们的优势一条一条破了。”
唐顺之不愧是武学上的奇才，不仅深知天文地理，在兵法、阵势的研究上，也十分了得。他提出设一种阵法，就是用五人作战小组，攻守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