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十年（289年），慕容廆派遣使者向晋帝国投降。
“‘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何为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来降。”——《晋书》
一场战斗，或许有赖于奇谋兵法；国与国之间的碰撞，从来都是靠绝对的国家实力。八王之乱之前，少数民族部落无论如何强大，对中原王朝至多算是威胁而已，即使强悍如控弦之士四十万的冒顿单于，依然始终撼动不了中原王朝的统治根基。
于是，慕容家族在抢了晋帝国无数次之后，摇身一变就成了晋帝国的座上宾了——晋武帝授慕容廆为鲜卑都督。
打得过就抢，打不过就和。晋帝国再次成为慕容鲜卑部强有力的后盾。
日益强大的慕容鲜卑部带给它的族人以庇护，但带给它的敌人的却是惶恐。东胡（还存在）、宇文鲜卑、段部鲜卑都感受到了来自慕容鲜卑的威胁，本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古训，各部以攻代守，经常袭扰慕容鲜卑部。
出乎意料的是慕容廆对待鲜卑各部的袭扰百般忍让，并且谦辞厚礼以求和好，与之前对晋帝国一言不合即拔刀相向的作风截然相反，虽然晋帝国要比整个的鲜卑还要强大。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慕容廆做出这样的选择？
更为奇怪的是，慕容廆得到的却是极好的结果：段部鲜卑酋长段阶将女儿下嫁慕容廆。
我想，最重要的应该是他的志向和因之所产生的智慧，一个只懂得进攻与杀戮的人，即使像吕布那样勇冠三军又能如何呢？刀剑带来的只有杀戮和恐惧，还有无尽的仇恨。
以德服人者，方能万众归心。当然，这些要建立在打得过的前提之上的，比如晋武帝打得过慕容廆，慕容廆揍得了鲜卑段氏。还有就是万众归心也需要有基础的，至少要有意识形态的同一性，这一点，向慕容鲜卑发动进攻的鲜卑各部全都具备。
晋帝国，不具备！
应该说，在慕容鲜卑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慕容廆的贡献是卓越的，在他的带领之下，慕容鲜卑部完成了从游牧的原始作业方式向定居的农耕生活的转变。
元康四年（2nxu）之墟”之称的棘城（今辽宁义县西）。
前燕帝国的国都多有变化，随着其势力的扩张发展，以后还会有龙城、蓟城、邺城。然而在鲜卑慕容部的心里，棘城见证了这个风云家族的血泪沧桑史，只有这里才是他们永远的根基所在。在这座王都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一个弱小的游牧部落傲然崛起，三场“大棘城血战”成为慕容部落永远的骄傲。尤其是后两场大战，其战争规模、激烈程度、历史意义并不在人所共知的赤壁之战、淝水之战之下，它们改变了当时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势力格局，并对中原王朝日后更迭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因此，棘城是慕容鲜卑人心中永垂不朽的“精神王城”，无论走到哪里，慕容鲜卑人心中都凝聚着挥之不去的“棘城情结”。
棘城，是鲜卑慕容部顽强拼搏的精神象征，是鲜卑慕容部走向胜利的精神象征，
这些都是后话了。在迁都棘城之后，慕容廆开始教习百姓从事农桑生产，开始了定居的农业生活。同时学习晋朝法制，逐渐接受汉文化，这些措施，有力的推进了慕容鲜卑汉化和封建化进程。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封建代表着落后和愚昧，是禁锢中国两千年文明的枷锁，人们所向往的是自由和民主。然而在公元三世纪，对于停留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少数民族部落，封建制度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也符合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一个划时代的转变正在鲜卑慕容部中进行，在慕容廆的倡导之下。
慕容廆的政策是卓有成效的，在迁居大棘城八年之后，也就是302年，兖、豫、徐、冀四州发生水灾，幽州也受到影响，慕容廆开仓赈济，助幽州灾民渡过困境。由此可见，慕容部已经以农耕为重要生产形式，并且，已经能够开仓赈济灾民了！为嘉奖慕容廆，晋惠帝司马衷特褒赐命服。
也是在那一年，并州也受了灾，有一个叫石勒的人，由于没吃到慕容廆的赈灾粮，从此脱离了佃户的身份，成了流民，又成了乞丐，由于长得高鼻深目多须，还被抓住卖掉成为奴隶……。
石勒的事迹告诉我们，如果受了灾，吃不上饭，即使是奴隶也会奋起反抗的，而且很坚决，很彻底！
慕容廆的治国举措很有章法，严明法纪，虚心纳贤。在那个乱世人不如太平狗的年代，慕容鲜卑部成了中原百姓寻求安身保命的场所。流亡的士族百姓，拖家带口前来归附（本也无处可去）。
设侨郡以统一安置各处灾民，同时从归附流民中选拔各地才俊，委以重任。设立学堂，世子慕容皝带领贵族子弟拜师受业。为起到先锋带头作用，慕容廆甚至亲临学堂听课，于是，“朗诵之声日盛，礼让之风大兴！”
鲜卑汉化并不是部落族群中突如其来的灵光乍现，其过程源自于从初始时的一点一滴的渗透，一支好看的步摇，一句成为姓氏的经典；源自于马背上的民族对汉民族先进文化的由衷向往。
一个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