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大诗人陆游晚年写给儿子的诗中有这么一句：“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战争也是同样道理，胜败与否，绝不仅取决于沙场征战的将士，国家的每一个角落里的龌龊肮脏或高贵纯洁，都影响着胜利天平的倾向。
先后进行了西征和两次北伐的桓温对东晋帝国“外难未弥，内弊交兴”的状况深有体会，优秀的将领，勇敢的士兵，最终依然失败了战争。那么，决定胜负的因素，一定在战争之外，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缩影。
战事进行期间，桓温多次上书朝廷，力求通过改革以增强国力，提高军队战斗力。最为著名的有《七项事宜疏》等，其内容针砭时弊，足以彰显桓温卓越的政治才能。
在具体事务方面，桓温主持了东晋历史上第三次“土断”。
所谓“土断”，大可以参考当代的“人口普查”，即通过清查户口，使广大人民登记在册，“黑户”变“白户”，以便于统治。
进行“土断”的主要原因在于，由于晋人南渡和世家大族的荫庇，导致大量没有户口的“黑户”产生。“黑户”由于没有户口，所以不需要交赋税，也不服兵役，只对“荫庇”他们的世家大族和地主交租，对国家无任何贡献和义务。这种情况的产生，严重影响国家税收，损害东晋国家利益。土断在客观上具有抑制和打击世家大族和地主势力的作用，是东晋迅速提升国力的必然选择。
364年，桓温受命主持“土断”，史称“庚戌土断”。
与晋元帝、晋明帝年间的两次土断不同，庚戌土断不但要斩断士族高门与南迁流民的联系，而且要清理他们隐匿的所有民户。这些民户被清理出来后，从此脱离士族高门，并且要向朝廷纳赋税、服兵役。
在实施进程中，桓温执法严苛，不畏权势，使“土断”得以顺利贯彻落实。据《晋书》记载，王彪为会稽内史，执行桓温“土断”法令，仅会稽一郡“亡户归者三万余口”。
“庚戌土断”是东晋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土地改革，国家控制的人口数量大大增加，赋税随之增多，腐朽没落的东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苏。同时，“庚戌土断”为桓温第三次北伐及后来谢安当国，组成北府兵，一举取得在淝水之战的巨大胜利奠定基础，更令其后整个南朝皆为之得益的关键政绩。
多年以后，再一次实施“土断”的刘裕这样评价桓温的政治改革：“财阜国丰,实由于此”。
仓皇南渡的东晋，能够在总体上对北方政权保持攻势，桓温承上启下，功莫大焉。
对于桓温而言，一切的改革，全都是为了实现北伐的成功而服务，光复山河的理想才是他的终极追求。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为了实现其日益膨胀的个人私欲所做的必要准备。
不同的目的，却需要用同样的手段来完成。于是，安于享乐的清谈家们和宁愿孤身犯险的桓温就有了很深的“误解”。对错姑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坐而论道一定不可能收复沦丧的山河和拯救异族铁蹄下的百姓。
唯物的历史观说，是、非这两者是不能够混为一谈的，否则将会影响我们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使真相湮灭在时间的消磨中。人性本就复杂，他年之非不能掩今日之是。
历史是一面照亮人心的镜子，为什么只要是桓温所做就一定是龌龊肮脏？
369年四月，桓温发兵北伐前燕。
个中原因总结如下：其一，改革完成，国力大增，有了“财阜国丰”的基础，桓温认为，晋军有实力和北方骑兵一战；其二，前燕南下后，多次进攻东晋，并于365年攻克洛阳等地，给东晋造成极大的威胁；其三，桓温自363年掌握朝政之后，尚有徐、兖二州及豫州兵力不受控制。据载，由于东晋内部斗争，桓温不可能通过正常途径获得以上三州军政大权，所以急需通过北伐建功以提高自身威望来实现野心，最终达到谋权篡位目的。其四，前燕战神慕容恪病死之后，慕容垂远离政治中心，慕容评与太后可足浑氏沆瀣一气，专权乱政。桓温认为，北伐前燕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是桓温历次北伐中规模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次，出师时有百官相送，都邑尽倾。北伐军共有步骑五万，兵分东西两路。西路由王导时留下的宿将袁真带领，任务是穿过谯、梁二郡，打通石门水道，把粮草运送到黄河前线；东路由桓温亲自率领，从驻地姑孰出发，经水路进入黄河，沿河西上与袁真会师。
北伐军途径金城（今江苏句容县北），桓温看到曾经在此任职琅琊太守时种下的柳树已有十围粗，当时场景历历在目，悲愤之情油然而生，于是折枝在手，潸然泪下，感慨良多：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草木无情，人生易老，桓温第三次北伐时，中原沦落已经五十余年，晋氏南渡，也已经传到了第五代皇帝。南渡遗民已经老去、凋零，在南方长大的新一代遗民子弟，早已将他乡认作故乡。桓温所感慨的，不仅是自己壮志难伸，也是无数仁人志士北望中原而无可奈何的叹息。
壮志未酬身已老，中原北望呼奈何！但有三千精骑在，为君百死定风波。感慨中的桓温正手握数万大军，肩负着太多人的梦。
晋军过淮、泗，沿河北上，桓温率众将登船楼北望，但见满目疮痍，破败不堪。饱经战乱的中原各地萧条荒凉，早已经不复当年景象，桓温慨然叹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