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片墓地只是申城上一代人的信仰，这新生的一代渐渐减少了对它的敬畏。
在以后上学的途中，我常常在中午看见些初中生的暴力。新鲜的空气，申城优美的自然风光并没有让他们有着诗人的气质，却被一种蛮横的自由主义思潮毒害着。
这些思潮其实是来自暴力电影，1998年那时候郑伊健红遍全亚洲，成为年轻人心中的偶像，他主演的《古惑仔》系列电影也在青年人的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像。
虽说申城封闭落后，与世隔绝。但那时候黑白电视机已经在农村流行，各种思想潮水一样涌入申城孩子单纯朴实的思想中。这些电影是不敢光明正大的在电视里出现的，他会在十一点后的午夜剧场悄悄地停留两个小时。
我清楚的记得夜里人都睡，我一个人调小了音调，热血沸腾的欣赏剧中的每个人物，最使我欣赏的倒不是剧中的郑伊健而是陈小春扮演的山鸡，他的头巾那时候我认为是一种时尚，总有一种模仿的冲动。
很多时候，个个村寨的孩子聚集了起来，他们有男有女，兑着份子，买些散装的白酒喝。男孩子为了争老大，两队人便打了起来。那时候，申城已经有了社会小混混，那些小混混的弟弟借着哥哥的名头，在学校大行其道。同学们看见了这些人，都躲着走。
这些打架的孩子的头发都很长，校长看见这些现象，很是愤怒，便限他们一天内都理成平头，可没有一个人听从。
于是校长亲自拿着剪刀去剪，可这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行为。喝了酒以后，他们血性方刚，双眼通红，脱去上衣，甩在树枝上或是顺手放在地上，分成两拨人徒手就打起来。
那些光看热闹，不打架的，在一旁如同早晨刚从大窝里飞出的一样起哄。女孩子也一点不害臊，她们的头发学着大女人的样子披散着，和男孩子一样笑骂。
很多时候，他们打架不是一对一的单打，而是几个人群殴一个人，像电影中一样。
申城的墓地只是他们打架的一个地方，通常他们还会去另一个地方去打架，那就是申城的橡胶坝。小黄河水被橡胶坝截获，水势很高，它们越过橡胶坝落下的时候，顿时成了长长的瀑布。
橡胶坝四面环境优美，碎石蔓布，田坎边坡坡沟沟的，生长着各色的野花和杂草。每到春天的时候，我们就回来这里寻“野草”吃，因为那果子长得像妈妈打毛衣的长针，所以我们便形象的称之为“抽毛衣”。
由于电视的普及，新的思想的入侵，由民风和自然风光陶冶的申城孩子，好像急剧发生着变化。
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感觉自己也像个坏人。那天，我和近生，千惠还有个小男孩一起坐在单杠上玩。不知怎的，那个小男孩就摔下了单杆，头上弄开了大大的口子。
老师得知了此事，把小男孩送到了医院。然后，他把我们喊过去，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愣愣的站着，他问道:“好好说，孩子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他自己摔下去的，近生，你快说？”
近生从来都不畏惧，他直直的看着老师说：“是的，老师。少华说的是真的，是他自己掉下去的。”
“既然是他自己不小心，老师向你们了解一些情况，说说事情的经过？”
“我不知道，他就是一下子就摔了下去。”我辩解道。
“不要慌，少华，你腿放在哪里？”老师说。
“单杠上。”
“单腿，还是双腿？”
我偷看了老师一眼，小声道：“这很重要吗？”
“你不要问那么多，只管说就是。”
“单条。”
“那另一条呢？”
“放在下面？”
“好吧，少华。你平日很爱动吧？”
我不知道老师是什么意思，只是说道:“是的。”
“那你在单杠上也会动的？”
“我不知道，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已经掉下去。他离我很远的，近生是看见的。”我看着近生为自己辩解道，渴望近生为我作证。
“近生，是吗？”老师严厉的说。
“是的，就是这样的。”近生大声的说。
回顾那件事，我的腿的确是在不自主的动弹，那是幼时的我无法控制的。我不知道，这和那个不幸的孩子是否有必然的联系，也许真的是我的错。但以我那时候的意识，我确认是他自己摔下去的。
老师后来又单独问近生是不是，我知道他不会害我，他也说道是。我感激近生，是他让我不至于幼小的心灵受到太多的伤害。后来那个男孩子的妈妈又找了我两次，我的说辞总是苍白无力，每次还是近生为我作证。这件事之后，我总是喜欢站在单杠边发呆，再后来不知怎么的，小男孩的妈妈向我道了歉，还给了我好多吃的东西。
老师喊我回话的那天晚上，我在奶奶门口玩泥娃娃。小弟弟不停的往我身上摔泥巴，我恨的捡起来了小石头，可就是那么准，把小弟弟的眼皮子砸伤。
小弟弟哭了起来，我跑着要回去。奶奶提着破鞋追来，她一把扯住我的耳朵，对我屁股打了好几下子。她用的力很大，可能是我吓傻了吧，我并没有哭，我挣扎着跑开。
第二天，小弟弟的脸眼皮子涂上了锅烟子，黑了一块，以后也永远黑了一块。小弟弟长大了也把这件事忘却，有人问他眼睛上那是什么，他都说是一个黑痣。
爸爸在家也时常询问我那个孩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