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太仓充盈，赋税也是呈每岁递增之势，在确保各项必要支出的同时，结余以为常态，此兴盛之兆实与诸卿日夜操劳政务密不可分。
但此次宛平县加征一事可以看出，随着商品流通日益扩大，人员流动更加频繁，地方官府所需付出之成本也在逐年上升，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各府州县之财政状况，已无法满足社会进步所带来之种种新需求，是以，地方财税制度须得做一个全新规划，以便及时应对各种新态势的发生。”
宛平县加征事件发生引发了朱由检的反思。
这几年他的视线和注意力大部分放在了谋求全球争霸之上，不自觉间忽视了对国内制度和治国体系的构建，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却使他惊醒起来。
大明财税制度必须改革，朝廷集权是对的，但适当放权才会更加适应逐渐繁荣的商品经济社会，财政权首当其冲。
在道路交通条件落后的年代，如果地方官府缺乏足够的财政物资储备，遇到紧急突发事件时，只能向朝廷禀告并求援。
京畿地区还好说，因为与京师近在咫尺，很多事应对都还算及时，但其他十几个行省和成百上千的府州县，这来回之间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等到朝廷钱粮物资拨付到位，黄花菜都凉了。
“昨日之事可以说给朕及诸卿提了个醒，宛平县就在眼皮底下，可施政之时也会因新生事物之产生而茫然失措，这说明朕及诸卿还是缺少对地方及民情之了解，在制订策略时便会因疏忽而导致失策。”
时代在大步前行，施政者要与时俱进，不能因循守旧，朱由检对此做了详细阐述，随后便把话题引向财税制度改革上。
千百年来形成的、地方官府只参与征收赋税、而无权去支配，这一现象是时候加以改变了。
虽说现在各地都建有完备的仓房，用来储备粮食物资，以应对不时之需，但这些战略性储备并不丰富，针对的范围和受众还是太小，官府在应急状态时，能够动员的人力太少，能及时得到救助的丁口数量也有限。
比如，某地连日降雨，导致大量农田被淹、道路跳梁损毁严重、无数农户屋舍被冲毁，这时候就需要官府为灾民提供口粮救命，这就需要组织大批人员对灾民进行安置和帮助，要是没有足够的财力，这件事该如何在短时间内完成？
没有足够的银钱物资，你怎么去救灾？被雇佣者不幸遇难该如何抚恤？
再一个，受灾百姓财产损失如何统计？若其家财全部付诸流水，田地颗粒无收，地方官府应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助其脱困？
总不能坐视大批屋舍被毁的农户露宿街头吧？天灾过去后，许多受灾农户已无力重建家园，这时候就需要官府出面助力了，而此时地方财政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
官府可以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帮助受灾民众展开生产自救，与此同时，要拿出钱粮帮助灾民修建相对简陋的居所，这种善后才能体现出官府存在的必要性。
朝廷收取赋税的目的之一就是扶危助困，这也是官府最基本的职能所在。
太仓收入再丰沛，却不舍得用之于民，那税收的意义何在？
国富并不值得骄傲，民富才是根本，民富国才强，而不是国富民强。
要解决地方财政有一定的自主权，那就要将皇家和朝廷部分权利进行让渡，在此基础上，朱由检提出了税赋双线的解决方案。
税仍旧是朝廷收取，用于军费开支、各种基础建设、慈善、医疗、学堂、官吏俸禄等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支出上，此一点将不容丝毫改变。
赋将归地方官府留用和支配，不再上缴北京。
此论一出，昭仁殿陷入一片沉寂，随后孙传庭为首当先站起，其余阁臣紧跟，众人齐齐于殿中向皇帝施礼，盛赞圣仁君在位、社稷之福。
重臣们对皇帝如此大气魄、大手笔之举均是感佩之至。
赋向来为天家所用，皇帝竟然把这笔大财无私出让，这种惊天之为怎能不令人感怀备至？
尽管大家都知道，四海商行名下各项产业，每年都给內帑带来大笔利润，但这个世上谁嫌自家的钱多？谁会舍得将每年两百万银币以上的收入一挥手就撒出去？
如此爱民重民的皇帝，前无古人，后也不会有来者。
朱由检笑着摆手让众臣回座，并未顺势就此大夸自夸一顿。
出让赋利只是第一步，随着商品经济社会的到来，朝廷收税进入稳步增长的良性循环趋势是肯定的，在将来的某一天，中央财政让利其中一部分于地方才是最终目的。
军队、工、农，这三者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石，作为统治者，一定要想方设法维护此三者的重大权益，只要基础稳定，其他任何阶层都不可惧。
工人是泛指，其实更准确的概念应该是市民阶层，与农民相加，这就是社会的绝大多数。
如何维护他们的权益？
物质是最有效的手段。
在朱由检指示下，军器监及四海商行旗下各个产业在全大明率先实行了高薪雇工，随后内阁据此制定了最低月薪标准，强制要求大明所有公私作坊店铺照此执行。
经过数年蔓延和传导，大明工人阶层收入普遍得以大幅度提高，许多手艺高超的匠人，每月收入已经接近或达到七品官员的俸禄，这是朱由检最想看到的。
工人阶层是建设大明不可替代的中坚力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