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中有一大忌，是为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兵不识将，则军法不通；将不知兵，则调度不灵。
在两军对垒之际，也有着类似的忌讳，是为局势不清、敌情不明。
曾经数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沈归，之所以能够精准预测战局的走势，也并不是靠着什么妖术秘法。他一贯的做法，就是通过大批量的情报汇总与分析，再加上一些对于敌军主将性格与习惯等方面的揣摩罢了。说穿了，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体力活”。
往小处说，掌握敌方主将的生活习惯与出行规律，便可以派出死士结交内应，在饮食水源之中下毒、或是伺机进行暗杀。
往打处说，可以掌握敌军战前的防御力量部署、并试探负责把守城门的将士、以及城中的富户豪绅，是否有策反或是离间的可能性存在。
用武断一些的说法来总结的话，凡两军交战之际，双方情报系统的优劣高低，可以直接决定胜负的最终归属。
可对于秦军来说，情报这个最重要的环节，眼下还是一片空白。
自从关北斗与黑狗两位谛听强援，匆匆赶回南康之后；整个秦军的情报系统，便已经进入了瘫痪状态。所以直到此时此刻，陈子陵还搞不清楚怀庆府的守将，到底是何方神圣；更不清楚对方的兵力部署、以及战术意图。
其实这个重大失误，也不能归咎在陈子陵的头上；因为有关于秦军情报系统的重大缺陷，本就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长安城的商业环境极其优越，货物的吞吐量，足可与南康的广陵、申城相媲美。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长安城的经济发达，所以三秦百姓的生活条件，也普遍更加优越一些。
吃的好，身体发育也就有了充的保障；再加上自然环境与遗传因素的双重影响，所以秦地男儿的体魄，普遍也高大健壮一些。
不过秦军的将士再骁勇善战，前身也只是北燕王朝的西南边军，归于二等军的序列当中。按照兵部制定的规程来说，他们可以拥有哨骑编制，却不能训练谍探。至于军中所需一应情报，都必须交由赤乌进行统一管理。
当然，这也是朝廷遏制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最常见的一种做法、更是为人君主者的基本常识。哪怕是最开明的皇帝，也不会赐予一名边关大将绝对的军事自由。
而对于手握重兵的大将军们来说，身边时刻坐着一群皇帝陛下的“明探”，的确有点束手束脚；可“小报告专业户”的赤乌，就算再恶心人，好歹也能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总比前朝大燕派去的监军太监，更加实际一些吧？
然而对于心怀不轨的封疆大吏来说，赤乌的探子们，就如同时刻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足矣令他们寝食难安。所以在很多年之前，陈子陵便与周长风讨论过这个问题。
他当时想要建立起一个只属于信安侯府的情报机构，并随便寻个由头，将赤乌彻底赶出三秦大地。而且这个借口、也无所谓是否完美无缺；因为只要有了这种举动，就必然会被天佑帝当成眼中钉，肉中刺。
不过被天佑帝怀恨在心，对于周长风来说，也根本就无所谓；莫非就因为十几个摆不上台面的赤乌探子，周元庆还能逼反了信安侯不成？
不得不说，那个时期的陈子陵，就把周元庆看的极准。周长风心中是否有反意，根本就是人所共知的“秘密”；而周元庆之所以一直按着没动，就是因为同宗一脉的血缘关系，再加上忌惮手足相残的坏名声罢了。所以如果周长风当年能够痛下决心的话，那么周元庆也就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来。
然而，陈子陵看对了天佑帝，却看错了他的主子爷。
信安侯胸怀帝王之志不假，但为人的心胸与格局，都略有些狭窄；而且他也有周家人的通病，极易受名声所累。所以尽管他知道陈子陵的献策，是一个正确的前进方向；但无论如何，他就是无法鼓起与天佑帝“打明牌”的决心与勇气。
所以秦军情报系统的这条瘸腿，就一直拖到了漠北发生内乱的时候，才得以解决。
谛听暗中派人与周长风结盟，并“无偿”提供了大批粮草军械，助其杀回燕京城、一举夺回“帝位”。而周长风有了这样一位强力后援、再加上自知余日无多、军械与粮草又已然装入了自己的口袋，这才“被迫”做出了摊牌的决定。
其实，单从这件小事来说，也能看出周长风多谋而寡决的重大缺陷；周长风并不是没有才能之人；只是他这样的性格，却根本就不是位居九五的那块料！
所以秦军原本的情报系统，一直都是按照北燕朝廷的规制，“外包”给了周长安麾下的赤乌；当周长风登高一呼之后，也是由谛听的黑狗出手，将长安城中的赤乌一举铲除，并取而代之。
说白一点，就只是换了个承包商而已。
尽管谛听办事能力，高出赤乌数倍不止；但他们的组织结构却一向极其隐秘，局外之人难以窥得全豹。如今那两名首脑，又赶回了南康“办事”；所以在如今的秦军之中，压根没人知道，该怎么与谛听的探子进行联络！
而秦军自有的哨骑水平，也只能远远望一眼敌军的城楼之上，有没有守军而已；至于乔装改扮混入城中、打探消息、策反内应之类的技术活，已然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外。
所以陈子陵本打算与敌将斗上一斗，可耳听对方开口叫阵，他却又停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