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强点了点头表示明白。只要是在山东地盘上举办的比赛，当然是山东的韩主席说的算。韩主席说陈强要代表山东队参赛，其他省份就算是有意见也得忍着。
其实就算不是在山东举行的比赛，只要韩主席发话，让陈强代表山东队参赛，那么也不会有人说半个“不”字。
韩主席主政山东已经有近三个年头了，这三年来韩主席在山东的地位是越来越稳固，他截留地方税收，扩充自己的军队，大有一种和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姿态，现在的山东，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半独立的状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其他省份的高官乃至南京高层，都轻易不会招惹韩主席。
张伯苓则接着说道：“另外全国运动会也将在今年举行，举办地点是南京，为了这次全国运动员，南京那边建了一座新的体育场。这也算是东三省沦陷后，国内举办的最大的运动会了。”
说到东三省沦陷，张伯苓有些郁闷的将酒盅里的白酒一饮而尽，随后他长叹一口气，接着说道：“热河那边传来了消息，日本人一直在搞事情，听说这个月初的时候，山海关的守军又跟日本人交了火。看来日本人的胃口真的不小啊，抢了东三省还不满足！”
张伯苓露出了忧愁的表情，而提到这个话题，气氛也凝重了许多，跨年夜所带来的欢乐，也淡薄了几分。
桌上的人沉默了几秒钟，陈强率先岔开了话题，他开口问道：“先生，我打算出一本书。”
“你要出书？出什么书？你能出什么书？”张伯苓的酒劲顿时消减了三分，郁闷的心情也被心中的惊讶给冲散。
出书可都是文学家们做的事情，陈强现在还只是个十九岁的年轻人，怎么看都不想是能写书的人。
“我写了一本自传，主要是写了我从报童开始，到奥运会上夺冠的事情，我想要出版，想让民众们更加了解体育运动，顺便看看能不能卖些钱，贴补贴补生活。”陈强开口说道。
“恩，卖钱是关键吧？”张伯苓苦笑着问，他倒是很了解陈强。
陈强略显尴尬的点了点头。
“你的经历，也的确是挺传奇的，可以写成书，回头把书稿给我看看，我帮你修改修改。”张伯苓话音顿了顿，接着说道：“如果你真要出书的话，也不用找别人，咱们南开大学有专门的书局可以印书。”
未来的南开大学，也有专门的出版社，而在三十年代，南开大学有自己的书局，也就不奇怪了。
当时的“书局”，不仅仅是指出版社，像是印书馆、书店、都可以称之为书局。而可以出版书籍的地方也有很多，像是报刊、图书馆、书店，甚至一些卖笔墨纸砚的地方，都能帮助作者出书。
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中国的稿酬制度已经跟国际接轨了，当时的稿酬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润笔费”，也叫“润笔之资”，这算是后世的稿费。当时的润笔费的标准不一，北平的官办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稿酬可达4-5银元/千字，而上海的刊物大多是民办的，一般稿酬为1-3银元/千字，知名人士的润笔费要搞一点，比如鲁迅先生的润笔费，最开始的时候是3银元/千字，后来涨到了5银元/千字，这在上海算是比较高的润笔费了。
第二种是“提成费”，也叫“版费”，就是现在的版税，得是发行了实体书才能拿到的钱。后世普通作者的版税大概是6%，畅销一点的作者能拿到10%，那些比较牛叉的作者，版税才能超过10%。而在民国时期，不同作者的版税月不相同，比如郭沫若的版税是10%、胡适的版税是15%、鲁迅的版税是20%，版税最高者是梁启超，达到了40%
第三种形式叫“作价购稿”，也就相当于现在的版权买断。
润笔费和提成费，是当时文人的主要收入。举了例子，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最初是发表在《新青年》月刊上，《新青年》月刊要按照5银元/千字支付鲁迅先生稿酬。后来《狂人日记》被收录到《呐喊》的集当中，当北平的新潮社出版《呐喊》的时候，鲁迅先生还可以得到20%的版税。当时一本《呐喊》卖五毛钱，卖一本《呐喊》，鲁迅先生就能分到一毛钱。
所以在那个时代，很多文人热衷于出合集，一片文章先生在报纸刊物上发表，赚一笔“润笔费”，然将自己曾经发表过的文章整理整理，凑成一本书，刊印出来再赚一笔“提成费”。一篇文章能卖两次的钱。
陈强写的是自传，他也没打算在报刊上发表，所以这“润笔费”，陈强是赚不到了，他能赚那一笔“提成费”。
想赚提成费，就得多卖书，书卖的越多，提成费就越多。
陈强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目标，争取在1933年卖掉一万本的自传。
……
南开大学书局的速度很快，春节过后，他们很快便将陈强那本《从报童到世界第一》的自传刊印成册。
陈强正琢磨着该怎么卖书的时候，张伯苓却接到了一封北平发来的电报。发电报的是清华大学的马约翰教授，他打算邀请陈强去清华大学演讲。
之前陈强募捐参赛资金的时候，清华大学的师生也是踊跃捐款，给了陈强很大的帮助，现在清华大学邀请陈强过去，即便是一分钱的演讲费不给，陈强也不会拒绝的。
而且去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