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长没想到,会有人抢自己的话头,可转头一看说话的是张伯苓,随即也就释然了。
近代的教育家可谓是灿若群星,但无论是资历和成就,张伯苓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放眼当时的民国的教育界,恐怕只有蔡元培能够和张伯苓相提并论。
这位教育部次长的官职虽然够大,但是在张伯苓面前,他也只能算是后辈。
张伯苓的面子自然是要给的,于是次长笑着说道;“陈强,张校长也开口要你了,这样吧,,还是你自己选吧!”
“我去南开大学!”陈强毫不犹豫的回答道。
国立中央大学和南开大学之间进行选择,陈强当然要选择南开大学。不为别的,单凭张伯苓是南开大学的校长,陈强也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南开大学。
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两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
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只有两个人在国际奥委会里有人脉关系,一个是王正廷,另一个就是张伯苓。
王正廷只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不过他主要的工作还是放在外交事务上,他在外交上的贡献要大于在体育上的贡献。此时的王正廷是民国的外交部长,但“九一八”之后,王正廷便失了势,逐渐的淡出了民国外交事务的核心。
让一个失了势的外交官去支持自己参加奥运会,这力度肯定是不够的。
张伯苓便不同了,张伯苓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教育家,他直到60多岁才开始参与政治,而且还是被迫担任的官职。以张伯苓在教育界中的资历和地位,不被政府收编,不在政府里挂个职务,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历史上刘长春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便是受到张伯苓的鼎力支持。原本刘长春是错过了奥运会的报名时间,是因为张伯苓在国际奥组委中的运作,才让刘长春成功的报名参赛。
为了能够参加奥运会,陈强当然要去投靠张伯苓。一旦陈强成为了南开大学的学生,那么1932年奥运会的时候,张伯苓肯定会鼎力支持陈强参赛。
除此之外,南开大学的名气和资历,也完全不逊色的于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
还有一个原因,在三十年代初的时候,国立中央大学经历了一次易长风波,两年间先后换了7任校的管理非常混乱,也不利于陈强正常训练。
……
陈强收拾好行李,然后退了房租的押金,便直奔码头,买了一张去天津的船票。
当时的上海没有直达天津的火车,要是走陆路的话,陈强要先乘火车去南京,然后乘船过江,再乘坐火车去天津,这一路下来也要花费很多时间,火车票的价格还很贵。
走水路的话可以直接从上海抵达天津,虽然路程也很耗时,但是船舱里有床,陈强可以躺在床上睡觉。
对于陈强来说,睡觉就是进入到训练空间里训练,陈强宁愿选择走水路,这样也可以在途中进行训练。
抵达天津以后,陈强直奔南开大学。
此时南开大学还是私立的,当年张伯苓先生为了筹办南开大学,四处募捐,甚至得到了一个“化缘和尚”的外号。
南开大学的学生数量并不多,只有三四百人,可师资力量却非常雄厚,全校教职员有近百人,而且学校设有研究生教育,可以说是当时的一所研究性质的大学。
而且由于校长张伯苓很重视体育教育,所以南开大学设有一个很大的运动场,虽然谈不上高端,但也是设施完备。
陈强报道以后,住进了南开大学的宿舍,然后被安排在了南开大学的预科班。
预科班是西方国家高等院校在十八世纪时星期的一种教育制度,解放前的国内的大学,也在实行一年预科的制度。像是北大、清华等名校,都有预科班。
当时有很多的民国大牛,也都上过预科班,特别是那种接受旧式教育的人,比如读私塾的,读旧学堂的,为了能够适应西方传来的新式教育,都会先从预科班读起。
陈强算是特招生,按照学校的安排,先读一年的预科,一年后参加考试,然后再根据考试的成绩报考相关的专业。
陈强并不打算再等一年,现在是六月份,等到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预科班就会举行考试,陈强觉得自己突击学习两个多月,应该能通过预科班的考试。
于是陈强找来了课本,还找来了过去的预科班考试试题,开始进行考前的冲刺。
陈强曾经是体育大学的教授,能够成为教授的,肯定都是善于学习的人,无论是死记硬背也好,举一反三也好,都要胜于普通人。
就算是体育大学,也用不着教授去上赛场比赛或者训练,劳动筋骨的体力活是运动员和教练的事情,教授主要还是教学和搞科研。
陈强并不担心自己的学习能力,再加上前世的知识储备,陈强通过两个多月的冲刺学习,通过预科班的考试。
根据教育部制定规范,当时考大学主要考七个科目,首先是公民科目,这类似于后世的思想政治。然后是国文、英语和数学,也就是语数英三大主科。之后还有中外史地、理化、生物。科目设置和现代差不多。如果要是报考艺术类专业学科的话,还要考素描、绘画、雕塑、乐器等课程。
陈强看了一下历年的试题,公民科目的考试,都是一些死记硬背的东西,像是总理遗言、还有一些纲领性质的东西,都是固定答案,背下来就能过。
国文试题也不算难,五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