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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野与西园禁军的羽林郎缓步在张让宅邸左近，说的都是些无法无天的话题。倒不是他们处事不谨，而是此刻天色尚早，除了主持家计的妇人要上街买把柴外，就没什么人出来走动了。
事实上，在洛阳这座高度政治职能化的城市中，差不多有三成以上的居民都是小吏或者官府中役夫之类的临时工。就算是金市和马市聚集了很多从事商业、手工业活动的人群，然而将这座都城乃及附廓的洛阳县，都算上，这座城里也多是第三产业的从业者。
这样一来，洛阳除了宫中内藏和常平仓外，一应生活物资都要从京畿地方运送进来。事实上，大部分都下民户，都没有积储粮食的习惯，而是过着升米把柴现买现用的生活。这也就是为什么魏野会给麻老头等居住在旧神祠周边的居民作出那种建议的原因。
然而今天早上的洛阳，稍微有点不同于以往。
太过于安静了一些。
就算在这里只不过居住了年余，对于这个时代最为秩序井然的大都市，稍微有些观察力，就会有着很直观的印象。
原本这个点儿上，城郊四乡里的菜蔬葱蒜之类，就该被小贩挑着送进城来了。樵夫渔夫，也该把柴草和鲜鱼运送进来，坊市间那些小货店，也早该打开了门脸迎客才对。
用拇指抚过下巴，魏野了然地一眯眼。
有人在按照那些大人物的意志，对洛阳城进行或明或暗的压制了。这样的经历，在魏野的长辈里也曾有过。曾经是魏野导师的堪称诸世纪历史事件见证者的老教授，年轻的时候曾经到访过古代丝绸之路中段的大城市。
然而那个时期正好是沙漠绿色邪教派系组织的分裂运动在某些大人物的刻意纵容下横行不法的时候，利用互联网进行串联的邪教分子，趁着边境城市的卫戍部队撤出城市进行演习的机会，鼓动着居住在南部城区的邪教徒们到处袭击平民，焚烧商店。无辜的遇难者到底有多少人，很难得出确切结论，但是很多居住在南部城区的家庭惨遭灭门之祸，却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然而就在这样的大乱面前，边境军方和地方上的矛盾仍然被摆到了比平乱更重要的位置上。因为边境军队参与平暴的话，对于地方官员而言是对其行政权极大的冒犯，于是暴乱一直持续到了夜间，才终于被勉强镇压下去。
然而当时的地方首脑，一个占据地区最高领导者地位的典型老政客，在这样的环境下，首先和他那有着邪教信仰家庭背景的副手，却首先选择了安抚那些有着邪教信仰背景的大商人。并且以安抚自己政坛伙伴的主要支持者为目的，将这类邪教信仰背景商人的餐饮企业定为了公务员的官方用餐点。
至于安抚受惊的民众，严惩被逮捕的邪教徒，这样本应该及时处理的事务，却一再后延。而被脑残的无视受害人人权的废除死刑极端主义洗脑的法院，则对大批烧死十数人的纵火犯判处了有期徒刑而已。
这样的愚蠢措施，加上被无能无耻如笔名“马前卒”的左翼键盘政治家们厚颜吹嘘的民族平等虚假命题和信息封锁恶政，乃至连老年健身队的铝制软剑都被禁止的所谓特殊戒严令，最后导致了整个城市的紧张对立无法消除。
在这样的情形下，得到喘息的漏网邪教徒所进行的小规模病毒袭击更是此起彼伏，最后终于忍无可忍的民众走上街头，将那包围在了官邸中。曾经将这一地区当成私产的大人物，最后只能鞠躬下台——
当然，什么时代的官僚系统都是一样的，只要没有牵涉到像阉党和党人这程度的政治斗争，政客的下台就是对着自己遗留的祸患深情“oodbye”，然后顶着中枢大员的加衔，拿着丰厚的津贴继续享受贵官待遇罢了。
比起某些国家的官商双向门，这或许也是一种不同文化衍生出的特色官场现象吧。
话又说回来，这一套恶政在完成了工业化与教育普及化的时代，固然很易被抵触而最后大败亏输，但要是在此刻大汉光和五年的洛阳，会怎么样？
会被一丝不苟地执行。就算是利益受到损害，也绝没有反抗的念头。
因为汉室代秦，却完整地继承了秦朝的所有法度。所谓“天下苦秦久也，今沛公与父老约法三章”云云，也只是刘邦这个沛县集团在问鼎天下前进行的道德作秀罢了。及至刘汉定鼎，秦吏出身的萧何迅速照搬秦法制定汉法，什么“约法三章”，什么“沛公与父老相约”，都一边凉快去。
在这样森严的法度当中，对于法度的戒惧和理智，足以对任何不理智的行为进行牵制。
而要突破这样运行了四百年的法度，人间的力量是没什么用的。
起码在这个时代，人类自身还被农耕社会下的土地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各种罗网所束缚着。依靠“人类”本身，突破不了这个困锁他的牢笼。
只有作为这个牢笼最基础的力量，所谓神意、所谓天旨、所谓上天预定的法统，鼓动起来的群体性的狂热，哪怕是带着未曾脱出蒙昧色彩的狂热，才能暂时地让人类这种法度，这种秩序中，脱出掌控。
当然了，如果这是处在蒸汽时代之后，工业文明已经初见成效的时空，这样依靠农业社会的蒙昧的神权行事，也就是个义和拳大师兄、红灯照大师姐的水准了。不过，谁叫如今还是光和五年呢？连儒家学说的理性化哲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