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关于王宝钏的各种评论，见仁见智，各存其说。
说到这出戏中有所谓的“封建思想”，完全可以。但就我看来，说这出戏是反封建、反传统的，似乎也未尝不可。
不刻意嫌贫爱富、不讲究门当户对……不正是王宝钏所对抗的么？不正是王宝钏对以往所谓的“封建”、对千年以后的而今流俗依然的“非封建”的最有力的反叛么？
谁又敢说不是这样？
（三）
这么多年来，人们为什么对《王宝钏》喜爱有加？我看，这里面未必没有作剧者与解剧者道学意淫的功劳。
千百年来，高门秀户里的千金，乡野村夫谁个能得见其玉颜娇色？不要说箪壶卖浆、贩夫走卒见不着，按照后来所谓“封建礼仪”的传说，大概连他们亲朋中的兄弟行也难见得其真姿天香。
也不知道，王宝钏的那个时代是否也是这样？
今儿个，当朝一品大员王丞相的女儿，忽然间聚众招亲，在众多的老男、少男，穷男、富男，美男、丑男，高男、矮男……面前，抛撒绣球。丞相的女儿不按才子佳人的套路出牌。她没有打中权势之家的浪荡公子，没有打中商贾之家的高富帅，她偏偏就打中了沿街讨饭、被一般人目为不入流的乞丐。最最要命的是，这金枝玉叶的娇娇女，不但不嫌弃这乞丐，还非要嫁他不可，甚至不惜与父亲反目，断绝父女之情，愤而离家出走。
这一切，无疑给喜欢做白日梦的人、给生命无望的人、给前途无光的人许多惊喜。当然，这也在精神上给了那些个梦想天开的人以无限的慰藉。
这是道学先生一以贯之的对流俗的迎合。
想一想，这相府中的千金，原本是在钟鸣鼎食中度日的。而今，观众看到的，却是一个在寒窑中、在贫穷与艰难中煎熬的妇人。她的生活，与常人无异，甚而不及周边的民众。栖居寒窑，便是委身于社会的最底层。相府的小姐，从高高在上、锦衣玉食、神秘莫测、难睹真容……到跌落民间、柴米难支、抛头露面、亲力劳作……这一切，对生于民间、长于民间、一直贫苦的普罗大众来说，是不是一种心理补偿呢？
猜想，大众或许由此看到了希望看到的，大众甚至由此看到了曾经不可能看到的。
这样，他们就心满意足了吗？没有，完全没有。
所谓的知识分子，常常喜欢以自谓的聪明与高雅来下观常人，以此来自抬身价，以此来张扬自己的与众不同。其实，这是无知与可笑的。
因为，民众对王宝钏的品评，并未停留于浅显的表面，并未止步于道学意淫的满足。
民众自有他的智慧。它们或许没有品风赏月的所谓雅趣，他们或许没有所谓的框架理论、结构逻辑之类的大帽子。但是，民众自有他们判断是非的逻辑和标准——这“逻辑”和“标准”是隐于生命底层的，无须显摆，一举手、一投足间自然运用。
相府千金为什么会下嫁乞儿？
道学家有一说，民众又自有一说。
（四）
除了上面的，道学家还会怎么说呢？
彩球既中，须定终身。打中了，不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头百姓；不论是风度翩翩的少年，还是白发苍苍的老者；不论是身体健全的，还是肢体残缺的；不论是耳聪目明的，还是盲瞽不全的……你都得嫁！
这是什么？是命。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叫有义有信。
抛绣球，在我辈的眼中，这是兴高采烈的事，当婚当嫁，更是国人头等的大事。但我常常为之叫屈，为什么呢？
只恨无缘生在那个抛绣球的时代，设使有幸躬逢席棚飘彩，那么，想一想，在彼时彼地，即便我是一个地痞无赖，我也有成为豪门乘龙快婿的可能。这无本的生意，只赚不赔的买卖，比今世今时的买彩票还要划算。
我又常常为之庆幸：一是身为男儿，可不做女子之想；二是没有长在那样时代。
如若我是那个时代深墙大院里的明珠，我或将常常活在惊恐之中。万一哪一天，皇宫有令，或者父母有命，让我手把绣球任意抛，我的人生不是也就成了看台上的一出了吗？抛出去的，不仅仅是个绣球，抛出去的，也是漫漫的人生啊？人心难测，抛给哪一个都可能是陷阱。一片热闹声中，葬送的是我的如玉年华，葬送的是我的无价青春。打中的对象不满意，从了，是我一辈子的苦楚；不从，众口铄金，我将被唾沫淹死。
戏剧中，王宝钏嫁了薛平贵，道学家自然高兴。重义轻身，这是许多人想见的。
道学家之外，民众呢？他们又怎么看？
这正是我写这篇的兴趣所在。
（五）
王宝钏之下嫁薛平贵，说实在的，在我试着去了解这眼前的世界的时候，对于这一事件，我实在是想不通。
我曾经以为这“想不通”只是我我一个人的事，后来才发现，有些和我共土同生的乡下人也是想不通的。
为了爱情，痴情或者刚烈的女子可以舍却性命，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论是过去，还是现代，都是如此，想来以后也不会有多大改变。
为了爱情，男人嘛，就说不准了。
王宝钏之执意要嫁薛平贵，并无爱情可言。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所以，王宝钏与薛平贵的事，用爱情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