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对于上海的日特和汉奸来说是难熬的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中，“放假”的孟绍原频繁出手，小动作不断。
的确都是小动作，今天打这里一枪，明天摸那里一把。
可就这让人防不胜防的小动作，让日本人和汉奸伤透了脑筋。
上海的汉奸商人们在这一个月里损失惨重。
先是一个工商联合大会，被狠狠的敲诈了一把。
接着强行推行爱国公债，又让汉奸商人们苦不堪言。
孟绍原只用了二十八的时间，就成功发行完了价值两亿法币的爱国公债。
史称“上海奇迹”。
只是，这个所谓奇迹的背后，是汉奸商人们一把把的血泪史。
暴力征收、暴力推行、暴力讨债。
就没有孟绍原和军统局上海区做不出来的事情。
在成功发行完两亿法币的爱国公债后，孟绍原慷慨的从自己二千万的奖金里，拿出了两百万法币犒赏部下。
这位孟大少爷，平时的时候吝啬的要命，但正经犒赏起部下来，那是从来不会皱眉头的。
军统局上海区大大小小的特务们欢呼雀跃，以李士群、季云卿为首的汉奸却倒了血霉了。
季云卿不但亏掉了一套花园洋房，而且还要为在市场上大量出现的日圆伪钞承担相应责任！
这又是日本人惯常使用的手法了。
一旦面对上级的质问拿不出应对方案，那么推出一个替罪羊显然是大家所乐意看到的！
季云卿就是那个倒霉的替罪羊。
日本人再清楚不过，季云卿被骗了，他也是一个受害者，然而问题是，这些假钞，真正是从他那里流通出去的吧？
你不来承担这个责任，谁来？
汉奸啊，汉奸啊！
当然，对于日本人和汉奸来说也不是一点好消息没有。
1939年4月，在和日本特使影佐祯昭经过数次密谈后，汪精卫正式决定回上海。
在汪精卫看来，上海远比自己去广东或者香港更加合适。
用汪精卫的说法是：“跟这些地方相比，上海有租界，行政权还在外国人的手中，而且是世界上数得到的暗杀横行的地方，敢于进入这一危险地区的行动，反而会体谅我的爱国运动的诚意。”
汪精卫苦心孤诣，力求把自己的活动同“卖国”两字截然分开，当然这也只是一种自我解嘲而已。
当时影佐祯昭未加任何评论，只问道：“先生要离开河内，准备如何与越南当局接洽？”
汪精卫回答道：“总以不给予越南当局任何刺激为主，现正在研究接洽的方式。我想，越南当局对于我留在此地，必然感到烦虑，如一旦我要离开此地他往，他们断无不予赞同之理。”
影佐祯昭又问道：“那先生将怎样离开此地？敝国政府已准备了一条五千五百吨的货船，以供先生的应用。”
汪精卫随即说道：“谢谢对我的好意，但我已经租了一艘法国的小船。”
影佐祯昭不太放心：“这艘小船是多少吨位的？重庆政府对先生已下通缉令，在中国沿海航行时，需要特别小心。”
汪精卫回头问周隆庠，告诉影佐祯昭，这条法国船是七百六十吨。
日本人听了，感到十分吃惊，如此一条小船，怎么可能将汪精卫一行载到上海？
但汪精卫执意地表示：“这一条小船，虽然可能会发生危险，但战后我第一次去上海，如乘坐贵国的船只，对于和平运动，或会使人发生很大的误解。我准备在海防上船后，一路航行中，请你们的船跟在后面，如万一有意外，彼此还可用无线电联络。”
话谈到这里，三个日本人已经明白了汪精卫离越的“原则”。
汪精卫脱离河内的具体事务由陈昌祖一手负责。经过几天的联络交涉，越南当局也明确表示同意汪精卫离境，并答允出动警察，自汪宅至码头沿途加以严密保护。
同时，陈昌祖又绘制了为汪精卫租来的“冯福林哈芳”号停泊的地点简图和无线电联络用的符号及其应该详细注意的事项，交与日本方面。
为了安全起见，又按双方制订的“细目”，将“冯福林哈芳”船上的全部中国水手统统解雇，改雇越南船员。
另外，又添装淡水，购备粮食等，这样忙碌了三、四天，全部准备工作才算完成。与此同时，日方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4月21日上午，影佐祯昭和犬养健坐汽车离开河内至海防，回到“北光丸”。
次日下午五时半，“北光丸”驶入公海，按约定接应汪所乘坐的“冯福林哈芳”号。
1939年5月，汪精卫终于平安到达上海！
5月5日，汪精卫致电国民政府最高领袖委员长，公开投降日本。
6日，在船上与日本今井武夫密谈，表示建立汪伪政府意向。
同时拟与日本当局交换意见，沦为汉奸。
也就是在同月，重光堂土肥原机关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离开上海。
上海日特的土肥原时代终结！
陪同汪精卫一起来到上海的影佐祯昭，进行策划建立汪伪政权的活动，并在上海北四川路永乐坊设立特务谋略机关“梅机关”，任机关长。
上海日特机构影佐时代开启！
军统局上海区区长孟绍原，迎来了一个新的对手！
而为了表示对自己新对手和汪精卫一行的“欢迎”，孟绍原举办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欢迎仪式”！
1939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