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胡子想做什么？张居正心里当然也在怀疑这个问题，但他并不想对冯保表露出来。
张居正对高拱的态度，说实话连他自己都很难三言两语就界定得了。
他们两人曾经都算是“搞教育”出身，从翰林院到国子监，从国子监到裕王讲师，两人一直都是同僚，而同时高拱又一直是张居正的前辈和领导，直到先后入阁辅政。他们两人在学术上的观点十分接近，或者说高拱对张居正学术观点的确立有很大的影响。
高、张二人虽然都以儒臣自命，但实际推崇的其实反倒是法家学说。当然这也不算奇怪，毕竟中国历代经常都是“儒皮法骨”，披着儒家的皮囊，干法家爱干的事。从高拱在《本语》中提出的帝王教育、翰林教育，到张居正所作《辛未会试程策》、《答楚学道金省吾论学政》等文就能看出两人思想的极其相似。
高拱崇尚实际和“贵今主义”，和那班腐儒动辄高谈唐虞三代者迥然有别，而张居正讲所推崇的“法后王”也是同一个道理。可见他们两人有着共同的政治理念和价值取向。
再有就是，两人都反对讲学。历史上，嘉、隆、万三朝是阳明心学极盛时代。徐阶当初就曾和著名王学家聂豹、欧阳德等在北京灵济宫讲学，听讲者有时多达五千人，讲风之盛可见一斑。
高拱和张居正生长和工作在这样气氛中，自然也不能不受其影响，而由于张居正是徐阶的弟子，所以和一帮王学家也有不少来往(无风注：这个有张居正许多书信作证)。但是他却经常指斥那班讲学家只是虚谈，是“以虚见为默证”，是“虾蟆禅”。他经常劝这些人“足踏实地”，“崇尚本质”，反对“舍其本事，别开一门以为学”。
正是因为这种思想，所以历史上张居正后来毁书院，杀何心隐，和那班讲学家完全站在对立的地位。
而高拱因为自身就是实学大家，倒是和那帮讲学家却没有多少来往，但很奇怪的是，从他的著述和书信之中，也没有发现他多么激烈反对这些人。他的实学属于自己搞自己的一套，立于程、朱、陆、王之外，既没有跟着当时流行的王学跑，却也并非回到程、朱，而是坚持以当前的现实出发，现实需要什么样的学问才能治理好国家，他就搞什么。
正是因为观点几乎完全一致，之中，李春芳和赵贞吉两个更像是徐阶的亲传弟子，而高拱和张居正则是另一派，他们一方面禁止各地督学宪臣聚徒讲学，另一方面还通过考察贬谪京官，遏制京师讲会，以经世实学来端正学风，改变谈玄论虚、不务实际的官场风气。所以，尽管他们二人可能或多或少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但反讲学却是他们共同坚守的学术立场。
这个立场，使得张居正站到了老师徐阶的对立面，同时也是赵贞吉入阁之后，张居正未能如愿以偿接受徐阶留下的庞大政治资源的一个重要因素。反过来，这也是此前高拱致仕之后张居正想方设法为高拱起复造势的原因——张居正毕竟也是想做实事的，他知道高拱若不能回来，自己一个资历最浅的末学后进，实在对付不了李春芳和赵贞吉这个实际意义上的同盟。这是张居正犹豫他和高拱关系的第一点：没有高拱吸引火力，自己会不会成为炮灰？
所以高拱回来了，而且仍然是那个说干就干的高拱，绝不同于当年的徐阶，得过且过，以保住自己名声地位为第一要务。
张居正自己身处内阁，虽然主要分管兵部，但他仍然非常清楚高拱自从兼任吏部尚书之后采取的改革措施：破除“拘挛之说”，进士举人并用；凡滥举官员，则举主连坐；建立人事档案制度，组建候补官员梯队；州、县正官年轻化，“五十以上者不得为州县之长”；荫叙官员，视政绩而酌用；调整用人政策，完善地区回避制度；裁减冗员，精简机构，整治士风；等等等等。
这些措施，无一不是他张居正自己也极盼望看见，甚至是极想亲自去做的。
这也是张居正犹豫着自己跟高拱之间关系的第二点：如果没有高拱，以自己的资历和威望，能不能把这些事情干好？会不会受到各种掣肘最后推行不下去？
因为有这两点疑惑打底，所以张居正觉得至少在李春芳和赵贞吉还在内阁之时，自己仍然需要跟高拱维持良好的关系。
更何况，他张居正何许人也，他会不知道冯保为什么眼巴巴找上门来跟自己套近乎？无非是因为高拱连续推荐两任司礼监掌印陈洪、孟冲，却始终不肯推荐他罢了！
可是张居正难道就不知道高拱心里是如何思考的？无非是不想看到大明再出一个王振或者刘瑾罢了！
可是，他高拱是这么想，我张居正就不是这么想？我张居正就不是文官？我张居正就希望看到宦官乱政？笑话！
但心中冷笑归心中冷笑，张居正的个性毕竟不像高拱那般，喜怒直接摆在脸上，因此他愿意配合冯保演出：“恕居正愚钝，不知中玄公有何谋算。”
冯保哈哈一笑，又压低声音道：“听说徐老相爷今日曾派人前来拜访太岳相公，不知可有此事？”
说是这么说，但作为东厂提督，显然冯保有足够的把握认定这一点。
所以张居正也懒得辩解，直接承认：“方才游七正要和我谈及此事……不过，我今日在内阁当值，才回来没多久，所以老师派来的人没能和我一晤，我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