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县尊是真的受了点惊吓。与此前很多初识高务实的人一样，他们可以接受高务实“神童”的说法，毕竟大明的神童委实层出不穷，哪一朝要没出几个神童，反倒是稀奇事。
可是这些神童，都是“神”在思维敏捷学问好，却没见过高务实这种，不仅学问好，而且还能洞悉人心的。
洞悉人心，那不应该是老狐狸们的本事吗？
显然，这些人不知道后世民国时期有一世外高人曰李宗吾者，作得一门学问，其名为厚黑学，而高务实穿越前因要混迹官场，自然是此学问的精心研究者之一。
想那厚黑学乃是封建官场之要义精华，高务实以此学为宗，大明官场中这些蝇营狗苟，又如何能逃他之法眼？
在他看来，杨教谕这一手玩得不仅溜，而且很有分寸。因为如果五县一起威胁闹事，那就行同谋反，未免太过线了，一个弄不好，反而引起段知府反感，倘若此人是个倔脾气，没准给他们来个鱼死网破，看看到底是我知府老爷厉害，还是你们这些县衙小吏能耐。
可是，现在其余四县不吭声，只推出最小的绩溪县在前头说话，那就不同了。绩溪乃是个真正的下县，地方也小，人口也少，再怎么闹，也绝对上升不到谋反的地步。可是他们这样一闹，既委婉而隐晦地把威胁传达到，又给知府留出了足够的面子，方便日后转圜。
都说民不与官斗，但其实这也是个相对论，若是民闹得太厉害，官也是怕民的。所以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双方保持着默契的均势，谁也不会逾越那条底线。
所以我大明地方官员一向的治政思路，都是以维稳为主，以不出事为政绩，至于讲不讲道理，那反而是个次要问题。
而下头的老百姓们也明白这个逻辑，所以碰到什么纠纷，先不管有理没理，且嚷嚷一阵，把事态搞大再说。因为事态越大越不容易吃亏，闹大了，官府为了息事宁人，就往往法不责众，按闹分配。
这些道理虽然梁县尊现在明白了，可他却是在张师爷的耐心解释下才明白透彻的，而高务实这个小小孩童，又不像张师爷这样常年在各个县府衙门靠这些本事混饭吃，他是如何一眼看穿的？
所以梁县尊真的怕了，一时之间望向高务实的眼神里都带了点畏惧之色。
不过，高务实此刻心里不光是记挂三个月后的童子试，还记挂着自己去安阳的事情，实在没什么心思跟梁梧在这里耽搁，于是直接道：“那就是说，徽州府方面果然被我说中，打算用一手拖字诀，把事情给拖黄了？可若是如此，那帅嘉谟又怎么会沦为逃犯？”
经过刚才这么一下，梁梧面对高务实就有些不敢像之前那么随意了，闻言连忙道：“问题就出在那个帅嘉谟发现徽州府没有下文之后，仍然不肯放弃上……”
于是梁梧又继续把事情转告给高务实。
原来，当事人帅嘉谟左等右等，始终等不到徽州府的下文，不禁急了，心说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岂能无疾而终？这里头的问题症结，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这里头的关键在于，帅某人只会做数学题，而不会做政治题；杨教谕则正好相反，他数学题虽然做得错漏百出，但政治题能做成满分卷！
杨教谕的申文不提业务对错，只谈官员仕途泰否。而帅嘉谟没读出申文这一层机锋，一厢情愿地认为，之所以徽州府不愿推进本案，肯定是整件事还说得不够清楚——他要是活在二十一世纪，一定是个极好的程序猿，找专业户。
于是程序猿帅某顺着这个思路，重新考虑了一下，居然还真的发现之前的呈文里，确实有一处很模糊。
国初时，六县均输的“夏税生丝”，就是如今歙县独输的“人丁丝绢”，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夏税生丝”这个科目，到底是怎么被改成“人丁丝绢”的呢？
高级程序员帅某人觉得，只要搞清楚这个关键节点，真相就一定呼之欲出。
于是精神大振的帅嘉谟挽起袖子，又扑入到浩如烟海的案牍文书里去。他要在这积存了两百年六县档案的大海里，找出那根关键的针来。
这次的调查，持续了三个月之久。皇天不负有心人，居然被帅嘉谟真的找到了线索：奥妙，出自征税科目上。
帅嘉谟翻出了历代户部给徽州的勘合——类似于后世的对账单，那堪合上面写的很明白：“坐取徽州人丁丝绢”。
也就是说，南京承运库要徽州征发的科目，是“人丁丝绢”，而且没有指明由哪个县单独交纳，而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应该默认是六县均摊。
但帅嘉谟再去查徽州府发给六县的催缴文书，却发现“人丁丝绢”这个科目没了。只有在歙县的交税科目里，多了一个“夏税生丝”。
于是，帅嘉谟顿时明悟过来，这其中的手脚，已经很清楚了。
徽州府在向歙县征税时，用的名目是“夏税生丝”。恰好歙县确实有一笔国初欠麦的“夏税生丝”科目，因此地方并不觉有异。
但等这笔税收上来以后，徽州府向上递解时，又从“夏税生丝”抽出应有的数目，划归到“人丁丝绢”之下。
这样一来，“人丁丝绢”这只鸠，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占了“夏税生丝”这只雀的巢。原本六县均摊的税负，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变成了由歙县独扛。
可怜歙县百姓毫不知内情，辛辛苦苦独交了两百年的税，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