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三大神器当然是救明的关键法宝，但其实这个事情绝对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搞到种子就够了吗？
高务实前世在党校进修的时候，曾听党校老师粗粗地讲过一下三大高产农作物在中国的推广，听完之后，他一点都不觉得这三大农作物能够很快的在中华大地上全面铺开。
这个理由要说明白，得从这三大农作物的引进说起。玉米何时被引入中国，后世观点不一。有观点认为，玉米早在明宪宗成化十二年之前就已经被引入了。当然，主流观点是明朝弘治五年哥伦布到达新大陆之后才传入的。
然而，具体的时间点还是有分歧。有1500年、1531年、1560年、1572年等多种说法，其流通渠道的说法也很不一致，有经过西北、西南、东南海路三大观点及三大观点的组合。
高务实当时是去进修经济课程，对此研究不深或者干脆说根本没有研究，其实就是听老师提了这么一嘴，所以他也没法判断到底哪一条才是真的。不过单从感觉上来说，他觉得海路似乎可能性更大，只是这玩意光靠“感觉”可没用。
反正，玉米直到鞑清前期，虽然全国各地都已经有了种植，但是并不普及，这一点是肯定的。真正被大规模推广时间是在乾隆、嘉庆年间，因为人口大规模增长的压力下，鞑清政府才开始大规模推广。相对来说，南方早于北方普遍种植，北方甚至到了清末、民国初年才开始大规模推广。
那么，番薯呢？以前有一种说法，说中国在汉晋时期就已经有了番薯。但农业史普遍不认可这种观点，主流观点认为汉晋时期发现的是甘薯，也就是山药。真正的番薯引入中国的时间，最早认为洪武二十年引入，但同意的人也很少，主流观点还是认为万历年间中国才引入了此物种。
番薯到了明末，在福建、广东有大规模种植，江苏、浙江有少量种植，也就是说在鞑清前期之前，番薯只在长江以南地区广泛种植。乾隆时期因为人口压力，除了边疆地区和甘肃等外，才开始了全国性种植。于是到了嘉靖、道光时期，番薯成为主粮之一。
再说马铃薯。此物引入中国时间最早应该也是万历年间，但因为证据比较模糊，学术界公认的是清初，具体时间是台湾省在1650年的种植记录。而其最晚的引入时间记载，是晋商通过俄罗斯经商从哈萨克传入，也有人认为“回回山药”也即马铃薯是回族同胞从西北引入的。
可是，因马铃薯的属种的退化问题，经过多次、各种途径引入，同样是到了乾隆时期，才获得大规模推广。
也正是因为这三大神器都是经过多年发酵，到了乾隆时期才发的威，所以虏酋乾隆明明是个败家子，却居然能混成某些人口中的圣君，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
反过来看，引入三大神器的明末也是够倒霉，没扛到三大神器认主就先一命呜呼了。
正因为知道这些情况，明白新物种推广不易，甭管是因为属种退化还是老百姓需要接受时间，反正这事儿肯定不是三年五载能办成的，因此高务实也只能一边派人搜集种子，一边另想它法缓解北方灾情引发的动荡。
能有什么办法呢？无非是南粮北调。因为哪怕就是小冰河期最严重的时段，南方受到的影响也不大，并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减产。
但南粮北调可不是容易的事，朝廷为了南粮北调，每年花那么大工夫维护运河、管控漕运，最后还是不得不另开海运，而哪怕开了海运，到现在也只是维持局面——当然，这个局面比历史同期要好一些。
这么一看，朝廷可没有余力继续南粮北调了啊，要加大这个“调”的力度，需要搞定的方方面面可是太多了。比如这些漕粮，虽然南直隶已经几乎全面普及了一条鞭法，改交粮为交银，但拿着银子可以买粮，而南方粮价低于北方，即便加上运输消耗和花费，也比在北方买粮划算。
这还是单从经济效益来看，如果换个角度，这笔钱直接押解进京，在北方买粮，那北方就更缺粮了！所以漕运海运的南粮北调绝不能动摇，不仅不能动摇，可以的话甚至还要加强。
然而这是不够的！这些粮食主要作用不过是供应京畿，京畿之外的地区可享受不到多少好处，一旦大规模天灾爆发，该缺粮仍然要缺，朝廷不会有那个余力去广泛赈灾的，了不起给个别受灾严重的地区“免赋三年”之类的待遇，别的就只能大眼瞪小眼了。
而且，目前漕粮大半是从南直隶一代往北送，但实际上南直隶的粮价也不算特别便宜。因为所谓南直隶就是后世的苏南、皖南一代，这片区域虽然土地好，但由于是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纺织业十分发达，所以很多的土地其实都没有用来种粮食，而是去种植一些经济作物了，所以继续从南直隶这一片搞南粮北调是很困难也很不划算的。
现在真正能够余粮支持北方的，只有湖广和四川。
但是四川的地形谁都知道，从四川盆地运粮出川到北方，那可真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差不多就是诸葛亮北伐的难度。就算舍得大本钱强行去运，效率也肯定是惨不忍睹，哪怕放宽裕了想，也顶多能支援陕西一些了罢了。
所以主要目光只能放在湖广。
高务实的这个思路，可不光是因为他知道“湖广熟，天下足”，而是有实际数据做支撑的，这个数据就来自于高拱在万历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