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名下多了两千两百亩田地，而这其中只有一百亩是进了黄册需要上税的，按理说这当然应该是好事，但高务实却觉得自己的情形一下子就变得尴尬起来。
依着他的思维，天下任何人的产业，除非法律规定免税——譬如为了促进某一行业发展而暂时免税，否则都是应该缴税的。税收这个东西，在他看来，不应该被视为剥削，因为那是国家赖以维持正常运转，以及调节宏观经济所需的必要基础。
税收，应该也必须是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的。其实古人未尝没有这样的思路，只是在实际操作中却总是跑偏。
两千多亩地，不算是小产业了，放在外头说，光这一条就能挤进大地主的门槛，但高务实虽然也有意为自己敛财，却并不希望自己“逃税”。
根据张津接下来的简单介绍，这两千余亩地，全部平均起来，每亩地亩产并不高，但其实在此时的华北地区来看，也不算很低，大概有两百斤上下，这两千亩地到手，就相当于每年二十万斤粮食到手。
北方由于亩产比南方要低，京畿附近的赋税标准其实也相当低。尤其是因为京畿地区人口密集而粮食产量不高，朝廷为了确保京畿地区的粮食供应，所以并未在这里执行一条鞭法，而是继续征收实物税。这个实物税非常低，平均税率算起来，明面上大致只有产量的四十分之一。即便是二十万斤，其实应缴实物税也不过每年五千斤粮食罢了。
后世麦子出粉(面粉)率很高，但明朝时期麦子的出粉率比较低，能有百分之六十的出粉率算不错了，所以这五千斤麦子如果换成面粉，不过三千斤左右。
面粉什么价格，之前高务实拿到第一笔张氏例钱的时候就曾经算过，一百斤面粉的价格也不过一两银子，三千斤面粉……不过相当于交了三十两银子的税。
是的，只是三十两银子而已。
三十两银子是什么概念？
高务实的大舅张四维因为担心他这个外甥第一次作为主人来自己的别院，见到下人连个打赏都拿不出来，会丢了颜面，于是直接给了他五千两！
这是五千两啊！
这五千两银子如果拿来给三慎园及其产业缴税，哪怕没有一亩地的隐田，全额缴纳应缴之税，也能连续不断的交上一百六十六年！
大明养士两百年，结果士人连这么点税都不肯老老实实交。高务实想到这里，心里真的是为大明朝廷感到悲哀。
后世因为《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的影响，所以有个观点是明朝但凡举人以上，通通免税，其实这个是不对的，没有那么夸张——至少在万历时期都没有这一说。
实际上大明是有一点原则底线的，它有着比较明确的免税田额度。
譬如进士可以有两千亩田地免税，而举人的免税田地额度为四百亩，至于秀才，免税田地为八十亩。
这个数据，高务实这一世一“懂事”就已经知道了。所以他曾经有过一个非常粗略的计算。
明朝科举每三年一次，每次录取大约三百人。平均来说，差不多算是每年录取一百人，如果假设所有人中进士后还能活二十五年，那么明朝一般情况下，全国会有两千五百名活着的进士——这个大概也就是全国七品以上官员的数量了，当然仅止于文官。
举人的情况稍微复杂一些，大一些的省如南直隶，每科录取一百二十到一百三十人，小一些的省，比如说江西省每年录取九十人。大明有十三个省，每科大概有一千三百名左右的举人。再多算一些，算一千五百人，那么平均下来每年就算有五百名举人好了，如果中举之后平均活三十年的话，那么大明通常会有一万五千名在世举人。
至于秀才的人数就不好估算了，但通常每次乡试都有两千人，考虑到这其中应该有一部分人没能获得资格参与乡试，那平均下来一个省应该有五千人。十三个省再算上其它地方大约会有七万人。
这个估算当然只是高务实个人做出的一个非常泛泛的估算，准确度肯定高不到哪去，但多少算是个参考数值。
那么，按照这个数值来计算的话，全国进士的免税田地大概为五百万亩；举人的免税田地大概为六百万亩；秀才的免税田地甚至不到六百万亩，大概在五百六十万亩左右。
全国免税田总计才多少？五百万加六百万，再加五百六十万，一共也才一千六百六十万亩。
大明朝大概有多少耕地呢？至少是九亿亩。
因为读书而获得免税的士绅们占其中一千六百六十万亩，即占全国总耕地的五十四分之一。
这个比例高吗？明显不高，因为按照这个数据来看，如果士绅们没有去刻意偷税漏税的话，这点田地其实并不会对大明朝廷的经济基础构成多么严重的冲击。这也是后世某位黄姓著名学者在其一本著名经济史著作中，认定大明非但不是“土地兼并严重”，反而麻烦在于土地兼并不严重的一个理论基础。
以大明的农业税来看，宣德时期时大明的农业税大概是两千七百万石，历史上万历六年时的农业税大致是两千六百七十万石，前后差距并不大。
但问题在于，士绅们并不真正安于这个程度的免税，尽管他们已经有了相当不低的免税田地额度。但也许真的是没有人嫌自己钱多，能少交给朝廷和皇帝一点，总是好的——反正“陛下富有四海”嘛，何必“与民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