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陌对于火器的评价，让高务实既不爽，又无奈。
大明火器其实品类繁多，发展程度也并不差，但因为军户制早已烂得一塌糊涂，因此由军户匠人制造的各种火器每当制造样品呈给上官过目时，每每看来都相当不错。可是，只要一旦大批量装备，则质量极其堪忧，“未伤人先伤己”。
这情况要是放在后世来说，就是空有技术优势，却碍于生产管理制度极差而根本无法形成真正的战斗力。不过好在，现在还没有袁大忽悠瞎搞，大明的火器发展虽然是按照齐头并进之势，没有找准最佳路线，但至少也还没有走上歧路。等到袁大忽悠上台主持辽东军务，那才是真正开始了一场猪一样的神操作。
袁崇焕有句名言，叫做“凭坚城，用大炮”，尤其是他宁远之战尝到甜头后，对此更是乐此不疲，坚信其为真理。但实际上，稍微用点脑子就知道，就守城而言，用红夷大炮难道真的是有必要的吗？
在中国至少两千年的战争史上，守城成功的战例多不胜数。远的先不说了，就说明朝开国时期，就有朱元璋的侄子兼大将朱文正面对陈友谅六十万大军，成功守城三个月，赢得了洪都保卫战的胜利。
那么反过来说，倘若面对野猪皮那种冷兵器为主的军队，居然一定要用红衣大炮才能守住的话，难道不是守城者本身的能力是有问题？更更何况守宁远才多久？
两天！
从袁大忽悠开始，大明把当时威力最大的红衣大炮用于和后金作战，被后世许多人津津乐道，搞得好像是多么明智的战略战术，然而在高务实看来，事实恰恰相反，这本身就是一个战略性质的巨大错误。
红衣大炮在当时而言，明显属于重炮，稍微有点军事素养的人都知道，重炮对攻城的作用远远大于守城——当年德军造大贝尔塔超级巨炮难道是拿来守城用的？
而对守城来说，在对方并没有重型火炮的情况下，只要布置得当，哪怕完全不用大炮，也是能够守住的。反之，对于攻城一方而言，一旦有了威力惊人的大炮，则原先看来无法攻克的城池，就变得有了攻克的希望。
举个例子：二战德军著名将领、“装甲三雄”之一的曼斯坦因元帅之所以能够攻克号称万无一失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除了他个人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和当时德军高超的战术素养之外，那聚集起来号称史上最强大要塞炮集群的重炮部队难道能够忽略不计？
高务实作为一个“后来人”，尽管不是学军事出身，却也知道火器是应战争的需要而产生，也是因为战争的刺激而发展的。大明和欧洲并不一样，因为两者面临的战争环境并不一样，面临的对手也并不一样。
大明面对的主要敌人，一直都是文明程度远比自己落后的北方游牧狩猎民族，所以大明作战的需要，也主要是野战和守城，几乎从来不是攻城和海战。可想而知的一点是：在对方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自己的情况下，如果大明自己不使用某种火器的话，那么对方也根本没有渠道来知晓运用这种火器——知晓和运用都不会，遑论制造？
而西方此时的战争，则是处于同一文明等级的不同国家之间的作战，大家都是农耕定居民族，打起仗来都要攻克堡垒、打攻坚城，也都需要海上炮战，所以他们是不同国家之间你追我赶。
这种情况的差异，导致大明需要着重发展的火器和西方需要着重发展的火器完全是不同类型的，简单的说就是双方的战争需求不同。
大明需要的是什么？是那种轻便灵活，容易运输，便于制造，适合防守，利于野战，不过度追求精确度和对坚固目标的摧毁能力，而是杀伤面积大，震慑效果强，对人畜影响大的火器，因为这样就能抵消北方游牧骑兵和弓箭的优势。
而这一时期的西方呢？由于攻城和海战的需要，着重发展的火器自然是对坚固物体摧毁力巨大，射程远、准确度高的大炮。
因此，大明在引入红衣大炮之前，自身火器发展的重点，一直是炸弹、地雷、水雷、大面积发射的火箭、火枪、小型火炮、多管火枪、毒气弹、烟雾弹之类。尤其是，大明在炸弹、地雷、火箭、多管火枪等方面的设计制造，技术之精密复杂、想象力之丰富、种类之繁多，完全可以傲视当时的西方，有些方面甚至是遥遥领先。
总而言之，高务实的观点很明确：不能因为大明的重炮不如西方，就认为大明的火器水平不如西方。两者之间的技术发展差异，是因为双方面对的战争形势不同而造成的。
而现在，既然大明有了高务实这个开挂分子的存在，而他当然知道将来西方强盗迟早浮海东来，一旦自己的救明大计前半阶段取得成功，彼时的大明，对手就将换成西方人，所以坚船巨炮也是必须发展的。
大明火器的发展，在高务实看来，必须轻重并举，因为他心目中的大明、他心目中的华夏，就应该是陆上猛虎、海里蛟龙！
陆权海权，一个都不能少！
当然，大明火器型号过多这一点，他也不会忽视。差不多效果的武器，在一支军队里居然就能找出七八种甚至更多，那纯属后勤灾难。这一点他将来一定会想办法避免。
不过，眼下这些事，只能悄悄的打些基础，还不能堂而皇之地去做。而对于自己手底下这些人，也必须慢慢地施加影响，让他们接受火器、爱上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