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可以为所欲为，尤其是在这个土地是最大的生产资料的时代。
而作为官僚的地主，更是为这种为所欲为多了一层保障，所以那些佃农看着黄伯玉也是毫无办法。这就是被剥削者在生产资料的占有者面前的劣势。
一部分人走了，留下来的人似乎也并不高兴。因为这位侯爷似乎并不好说话，这么长时间了都没有提出种地的事情，也多少让他们心里有些忐忑。
“你们还想租种这些地吗？”
“这位大人，我们一直都注租种这些地，都是靠这些地养活着一家老小啊。”
“租子和以前不变。”
“好好好，只要让租种就行。”
这个时候是标标准准的土地卖方市场，地主说什么就是什么。黄伯玉突然觉得，在大唐做一个狗地主也是挺好的。
“少爷，您看怎么样？”
“好啊，但是我这地不种麦子。明年开春再种500亩芋头，500亩棉花。自己打量明年种的地，棉花和芋头各占一半。愿意继续种的，明年上交的租子减一成。”
“少爷，咱们没有那么多棉花籽啊？”
“很快就有了。”
黄伯玉对那些佃农没有解释，因为他知道，一时解释不清楚。反正在他们心目中已经留下了一个狗地主的形象，那不妨把狗地主这个角色扮演到底。
他当然不能说后年会有蝗灾，种的麦子会颗粒无收，这些人可能会有人饿死。他也不能说棉花将是一个好东西，明年所有的棉花都会涨价。有些时候执行力比理解力更重要。
种芋头是黄伯玉能够想到的最简便的办法。大唐没有土豆，没有玉米，没有其他的高产作物，这是大唐的农民经常挨饿的一个主要原因。对农民来说，只要吃饱了肚子就是盛世。
所以，四面强敌环经常挨打掏钱的宋朝成了盛世，实行闭关锁国，为后来的衰落埋下祸根的康乾时期也成了盛世。至于国家会不会灭亡，他们不关心。只要吃饱肚子，他们就已经很满足了。
善良的中国农民是最容易满足的人群，他们对生活并没有太高的要求，只要能够吃饱，只要能够活下去。然而大唐还不能满足他们并不奢侈的肚皮，大唐的小麦亩产量只有200斤左右。
这个时代算得上高产作物的恐怕也就只有芋头了，芋头在现代社会一亩产量可以达到2000斤，大唐生产的水平低下一点，也没有化肥，但是他相信只要精耕细作，1000斤的产量还是可以达到的。
可以想一下500亩土地如果种小麦，只能勉强让这68户佃农填饱肚子，如果他们再交一些租子，恐怕每一年还要两三个月用来讨饭。
可是如果种芋头，500亩芋头就是50万斤啊。300多人，一年有15万斤芋头完全可以吃饱了。按照黄伯玉的设想，他们只需要上交40，这样一来，圣诞下的芋头足够他们去两年，即便后年发生蝗灾也不怕挨饿。
我不需要敢于解释什么，我只需要你照我说的去做，反正地就是我的，你想种就种，不种就算了。
在这个时代地主和佃农之间的租赁关系和雇佣关系基本是相对固定的。这就是土地卖方市场的特点，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大多数人仍然是吃不饱肚子的。既然没有人愿意把种植租种着的土地退出来，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租到别人退出来的土地。
那些佃农们心里边即使有一千个不情愿，即使骂了一万遍狗地主，但是他们仍然必须要租种土地。
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对于地主是抱着一份感激的。只要不是压榨的太过分，他们仍然愿意给地主家种地，而且很多时候他们也未能够租到土地进行耕种而感到幸运。
黄不苟也不理解黄伯玉的决定，但是好在他对于黄伯玉有着一种盲目的信任，这种信任来源于黄伯玉这半年的表现。自家少爷几乎就没有什么不懂的，甚至比皇上和那些大臣们都要聪明。随便拿出一个火药就能把突厥人的可汗炸到天上，一个酒精就可以救许多人的命，甚至酿的醋也都是长安城最好的。
所以，他无条件的支持自家少爷的决定，也不打折扣的贯彻和落实。
按照黄伯玉的只是他要求那些佃农把土地在入冬之前再翻一遍，把所有的杂草都点火烧掉。而且还要求那些佃农进城收集人家茅坑里的粪便，然后和地里的土搅拌起来堆成堆，等到明年种芋头和棉花的时候，再将这些粪土撒到地里。
农家肥这时候还没有普及，这让黄伯玉也有些惊讶。他记得中国人知道农家肥的历史还是比较久的。早在《吕氏春秋·任地》里就有“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的句子，意思是说土壤肥力是可以改变的。
当然这仅仅只是说土壤肥力可以改变，没有说怎么改变。
到了东汉，王充的《论衡》中就明确地提出了使用农家肥，他说:“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力，以助地力。”
让他奇怪的是，几百年过去了，大唐的老百姓居然不知道使用农家肥。如果让他给农民讲这些道理，估计他们是不会听的。毕竟，对于农民来说，每一茬的庄稼就是他们活下去的根本，就是他们的命。
而性命是不能拿来实验的。一旦实验失败就饿死了，饿死了就不可能再活过来。
所以他只能用最为简单粗暴的方式，想种我的地，就按这个方法去做。如果因为我的方法错了，使得你们挨饿，那我来负责。
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