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是能够充分代表着他的个人品格和德行操守了，《资治通鉴》记录只到公元959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北宋是在960年。一年之差，这是巧合么？当然不是！尽管编写这本书的时候，北宋已经立国百余年，经历了六位帝王，尽管大宋可以畅所欲言，但他却很巧妙的，停在了大宋立国的前一年，后面的一百年就不写了，只字未提，难道这一百年没有任何值得记录的事情么？
当然不是，他是怕得罪皇帝，选择明哲保身，即便大宋可以畅所欲言也不行，他需要维护自己的名誉，需要他的人生是完美，没有丝毫瑕疵和污点，起码在表面上一定得是。
他不会给当今皇帝或者后面的皇帝又或者其他任何人有找后账的机会，他要把自己放在最安全的位置，单从此事，便可看出此人是多么的圆滑。
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也不足以让我对司马光如此评价，书接上回，咱们还从永乐城之战说起。
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八月初一，宋神宗令李宪，种鄂，高遵裕，王中正和刘昌祚率领五路大军攻打西夏。虽然最终因高遵裕的胡乱指挥而功亏一篑，但是西夏损失惨重，国土沦陷超过八成，经济严重倒退，全国就此一蹶不振。史称元丰西征。
元丰六年，宋神宗执意修建永乐城并与西夏再次交战。因徐僖指挥失当再加上永乐城无水，李宪和沈括又救援受阻，最终宋军惨败，永乐城守军包括将领两万多人被屠杀殆尽。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正月，宋神宗病逝。年仅九岁的太子赵煦即位，史称宋哲宗，由高太后（高滔滔）垂帘听政。
元丰八年三月，在高太后的召唤下，司马光回来了，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与他一同，从洛阳陆续回来的，还有文彦博，吕公著和范纯仁。
古时，太子登基，是不能立刻改掉先帝的年号和政策的。至少要等到第二年才可以。当然，夺权的皇帝和宋太宗赵光义除外，他们都是什么时候登基什么时候改。
所以，虽然洛阳的元老们这一年就都回来了，但元丰八年，还是风平浪静的渡过了。
风平浪静之下，则是无尽的暗流涌动。
第二年，也就是元祐元年正月，暴风骤起！首先是首相蔡确被任命为山陵使。负责安顿好宋神宗的下葬工作。表面上看，这是个很正常的任命，宋朝自开国以来，一直都是前朝的首相安排前朝的皇帝下葬，毕竟大家曾经一起努力奋斗过，找个最贴心最熟的人来送皇帝最后一程，是最好不过了。
但就在蔡确最后一次服侍好宋神宗回来后的第二个月，他本人就立刻被一群御史台的言官疯狂弹劾。
内容很多，主要分为两条。第一是说蔡确在安排皇帝下葬的过程中，举止不当，经常莫名其妙的失踪，有不敬先帝的嫌疑（注意，这里是‘嫌疑’）；第二是说，蔡确为什么在安排完神宗的后事后，不主动辞去山陵使的职务。
蔡确立刻反驳，首先是他的失踪并不是莫名其妙的，而是高太后在夜晚忽然要急召他，有高太后的懿旨为证；其次，他在完成工作后，已经上报辞去山陵使的职务了，但是当时正值正月过年，中书省和吏部都在休假，所以被延后了。
蔡确很聪明，御史台这些“打手”们还不能彻底解决他。而要彻底解决蔡确，必须要大哥级人物出手。比如司马光。
趁着蔡确的地位已经松动，司马光立刻去参见了高太后，要不惜一切代价罢免募役法和青苗法。
高太后立刻就答应了。元祐元年二月初，也就是在司马光参见高太后的第二天，募役法被毫无征兆，没有任何缓冲的废除了。
高太后下旨，自即日起，全国各地的募役法被废除，立刻执行。
宋朝上下所有大小官员，无论新党还是旧党都傻眼了，张大了嘴巴呆滞的看着司马光和高太后。
您二老是发癫痫了吗？就不怕天下大乱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