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能把我们企业家和乡下农民相提并论？”
赵至善只听了前半截，后半截压根儿就没听进去。
他急忙表示抗议，证明他是堂堂企业家而不是乡下农民，其实他自己腿上的泥还没擦净，就忘了自己是打哪来的。
“乡下农民怎么了？你难道不是乡下农民的儿子吗？”
王一清义正词严地说：
“农民不耕种，大家都喝风！
商人会干什么？自古只会勾心斗角、彼此倾轧。商人大都是些不劳而获的奸诈之徒。”
“你要这么说话，不要怪我给你较真儿。我年青时也是爱好文史哲的热血青年，也读过两本正经书的！”
赵至善这回倒是听得清楚，他板着脸说：
“《周书》中讲：‘农民不下地劳动，就会粮食短缺，工匠不出来做工，就会物质缺乏，商人不外出经商，就会三宝绝。’
中国要是没有小农意识，没有长期的重农抑商，说不定早就完成了现代工业化进程，也省得挨洋枪洋炮，签订卖国条约，割地赔银子。
要是再有点儿海洋霸权意识，还能跑出去同化他国，也就没有三十万南京同胞被小日本屠杀的惨剧了。”
“王局，中国历史上都是怎么压制商人的？”
黄强假装虚心好学地求教，其实是给王一清搭梯子，借古人来痛骂赵至善。
看来，一场官人与商人的口舌战争吹响了冲锋号，双方已然赤膊上阵，矛盾瞬间转化为仇恨，渐趋白热化……
王一清当然明白黄强的用意，他立即接过话头，当仁不让，他说：
“《史记·平准书》指出：汉初天下已经平定，汉高祖于是命令商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困’和‘辱’这两个字准确概括了历代王朝的抑商政策。
‘困’，即对商人实行经济打击。
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到明清两代已经发展到盐、铁、酒、茶、铜、铅、锡、硝、硫磺，甚至瓷、烟草、大黄等等，均统统列入官营范围。
汉唐以来，私人经营盐铁等重要物资，处以极刑，成为一种传统。
直到明清两代，凡犯私盐罪，杖—百徒三年，拒捕者斩。
其二，重征商税。
早在秦商殃变法时即定下国策：‘不种地的征赋必须多，有商业利益的租金必须重。’
用征重税和鼓励告发漏逃税的方式对商贾进行打击，‘得民财以亿万计’，致使大批商人破产。
其三，‘更钱造币以赡用’，仅汉一朝，改币制达六次之多。
此后直至汉末，朝廷进行了数十次币制改革，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搜括民财，主要是商人之财。
‘辱’商，即对商贾进行政治上的打击和人格上的侮辱。
首先，直接视经商为犯罪行为，实行人身制裁。
秦始皇时，曾‘发配商人去边疆服兵役’，汉武帝‘发七科调’(遣七种罪犯戍边)中也有‘贾人’一科。
其次，‘商人不得做官为吏，犯者以律论，并且子孙后代犹不得做官为吏’。
汉文帝时，‘商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
唐《选举令》规定：‘身与同居大功以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者不得仕’。
北魏律规定：‘工商皂隶不染清流。’
直到明清时代，商人子孙参加科举仍然遇到一定的障碍。
最后，从服饰方面进行直接侮辱。
汉高祖命令商人‘不得衣丝乘车’，汉律明定‘商人不得衣锦绣，乘骑马’。
晋律：‘侩卖者皆当着巾白贴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
前秦王符坚下令：‘金银锦绣，工商皂隶妇女不得服之，犯者弃市’。
明太祖亦曾下诏：‘农民之家许穿细纱绢布，商贾之家止穿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贸，亦不许穿细纱。’”
黄强虽听得实在想打个大呵欠，伸伸懒腰，昏昏沉沉，但还是带头热烈鼓掌，并富有激情地说：
“讲得太好了，太有说服力了！现在的商人都应该天天跪地磕头：感谢政府，感谢国家，感谢cctv，没有把他们当成下等人，没有让他们一只脚穿黑鞋，一只脚穿白鞋，真的是很不容易啊，这是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要懂得珍惜呀！”
王一清瞪了他一眼，简直是瞎拉乱扯，给他的严肃话题搅混水，打折扣，他立即打断道：
“我们中国的圣人孔子云：‘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中国历朝历代造反的口号都是：
打土豪，均贫富！
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秩序，就官民关系来讲，是贵贱尊卑等级秩序；就民众之间的秩序来讲，就是均富或均平的秩序。
这种秩序与尊卑秩序相辅相承。
此种秩序一旦破坏，贵贱尊卑秩序也难保持。
私人工商业蕴藏着对这种秩序破坏的天然力量。
如汉朝时‘富豪的土地田产一望无际，穷人却无立锥之地。……因此，穷人常穿牛马的衣服，并且吃猪狗的食物。’
这种贫富悬殊，当然不仅仅破坏了老百姓的‘生人之乐’，也破坏了朝廷之乐。
朝廷之乐在于百姓‘强弱相扶，小大相怀，尊卑相承，此即人伦之理。’
超过了最低生活需要的财富，自古至今，必然是一种天然具有凌驾、僭越、破坏平衡的力量因素。
另外，商业也是使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