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地位高不高？重要不重要？
按理来说，就人类怕死和妄图长生不老的尿性来说，医者是应该被当成大爷一样供奉在神位上的人物，社会地位应该是无可置疑的被人尊重。
但很遗憾，在前世，王迪并没有感受到这一点（虽然这并不是他从事的行业），在他看来，要想一个社会体系保持一个和谐稳定的状态，最起码要保证对三个行业的尊重（不是说其他行业不重要不应该被尊重）：军人（警察）、医生、教师。
这种尊重，不仅仅是待遇物质上的尊重，还包括精神上的，但，相当多的群众却以行业中的某些人和现象为“依据”，而对整个行业进行鄙视。
要知道，这三大行业分别是在捍卫个体的人身安全、生命安全和道德安全，如果你有确凿的证据，大可去举报，把他们清理出队伍吧？一方面乐在其中的参与（有收红包的就有送红包的），一方面别有用心的计划（发完微信红包后留下截图证据再去举报），事后不管是潜规则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再对整个行业（而不是某个人）进行鞭挞和鄙视，王迪不知道，这样做除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还有什么好处。
没曾想，穿越过来之后，状况也没有发生变化。
在上古时期，医者的地位还是很高的，但是那时候准确来说，行业名称是“巫医”，因为当时的人类对自然的认识非常之局限，医术被加入了很多迷信色彩，比如，基于当时原始宗教的鬼神信仰十分浓厚，殷商就信奉至高无上的天帝和各种鬼神，即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甲骨文里面很多都是有关祭祀方面内容），君王事无大小都得请鬼神指导，也就是必须得到巫史指导才能行动。而且，在政治上，巫医也具有重大的影响力（领导解读离不开啊），传统医学的理论体系尚未形成，士族权贵作为当时较为先进的知识分子和资源垄断者，使得士族的巫医在整个社会的医疗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治疗方法也只在士族中流传，也有此方面原因，这就使得巫医能够把一些有效的医疗经验和药物记录下来，并加以整理，使零散的医药学知识系统化。也就是说，此时期医生的社会崇高地位，主要归结于整个原始社会普遍而深笃的鬼神信仰，而不是医术，不是因为人们对医生属性的敬畏。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在人们意识形态领域中，出现了许多崭新观点冲击动摇天命神学的堤防和统治，尤其是药物学知识方面的不断积累以及医疗知识的日益丰富、医学思想的进步等，使得医药治疗效果越来越明显地超过巫医活动，从而使以药物为主的治疗方法逐渐形成，取代了以往巫祝治病为主的医疗地位。如扁鹊“信巫不信医”的六不治。“巫医分离”使得医学真正独立地走上了自己的道路——但是，讽刺的是，医学的进步，与巫术的分家，却让丧失了神秘感的医者的社会地位下滑了：我去，原来你没有那么牛啊（就好像母系社会的形成原因中有一条就是盲目崇拜，以为女人可以单枪匹马生孩子，后来，将啪啪啪与生孩子联系起来后，认为没有男人，你们也没有那么牛以后，女人的地位就开始下降，直到母系社会解体，意识的转变和进步也成了助攻者之一）。
两汉时期，医者的社会地位还是没有好转，一方面取得重大理论和实践突破，一方面也在承受着更多的鄙视——注意，是单纯的行业鄙视，不，行业歧视，和医德毫无关系。
这里面有一大部分是儒家的锅（也可以说是儒家的某些思维很好的契合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民族观），“独尊儒术”以及所谓的“士农工商”四民之序的定型，使得医这一职业地位继续大幅度下降。此时医生已经因为医学技术性以及服务性，从高高在上的“士”这个行业中剥离出来，被视之为“工”，也就是第三产业服务人员性质和纯技术性的工科人员，“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史记·食货志》)。刘向父子在主持校书时，更是明确将医学归为方技之类（从学术角度对之进行行业歧视），低下的社会地位更让时人不屑于从事与学习医学之术，医学进展受制，也丧失了许多优秀人才——这不是人民的问题，社会导向才是元凶。
不光别人歧视，就连“业内人士”也看不起自己，比如东汉名医华佗，即使在医术绝伦、名满天下时，仍为自己行医而后悔：佗之绝技，凡此类也。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
像张仲景这样的简直就是凤毛麟角，上天的恩赐（放着长沙太守职位不好好干，一门心思救死扶伤），老百姓虽然是对其感恩戴德，念念不忘，但是，医学这个行业，医者这个行业，地位却没有提高——否则，也不会《伤寒杂病论》已经失传（《伤寒论》是王叔和根据自己搜寻到《伤寒杂病论》的伤寒部分的轶文整理而成），《金匮要略》则是宋代王洙、林亿、孙奇等人在偶然的机会发现《伤寒杂病论》残简，将关于杂病的部分整理成册，更名为《金匮要略》。
总之，此时期归结于社会思想方面的儒家统治排斥、及严格的不平等社会阶层划分和相应风气，医生职业地位，相当之低下。不重视医术，不关爱医者，就会被反噬，就会遭遇不必要的伤痛折磨——很可惜，我们习惯了“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的生活节奏。
王迪，自打腰包厚实了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