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的繁荣自然带动商业和金融的兴旺。由于周边地区战火不断，江浙地区的商贾地主和银行家纷纷将公司和业务搬迁到租界内。整个1938年，租界内新增491家商号和160余家银行机构，年终结算，全市所有银行和钱庄除了一家之外，竟统统赢利。
由于租界与国外的海运通航无阻，加上与内地交通的恢复，各地的豪门富户携带大批钱财来沪避灾后，过着骄奢淫逸的寄生生活，更给市场造成了虚假繁荣的景象。
当时魔都的六大百货公司营业空前兴旺，商家为进一步招徕吸引顾客，大肆装修门面。金陵东路的小吕宋百货商店把商场的地面全部翻新，采用厚玻璃内装电灯，每晚灯火辉煌，进店堂宛如步入水晶宫。著名的永安公司在1939年前后每天平均营业额达百万元以上。据商店老职工回忆，当时天天生意兴隆，“每天从开门到打烊，顾客始终络绎不绝。下午更是拥挤，商场内人如潮涌，柜台旁挤满了顾客。平均每个职工一天内要接待顾客五六十人，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还经常要加晚班“。永安公司1941年的营业额较1938年增长了5倍半，利润额更增长11倍以上。
据魏斐德的记录，“至1941年初，魔都出现了奇特的繁荣，人们几乎无法预订到一个房间，以致若要看一场周末电影也得预先订票，夜总会则鳞次栉比“。
但是，“孤岛“的所有繁荣都是畸形和糜烂的，甚至是令人绝望的。财富只与极少数人有关，其余的都是待宰的羔羊。
“孤岛“时期，物价长期上涨，投机活动猖獗。1939年前后，尽管生产迅速恢复，效益好于战前，但是很多工厂还是借种种理由将工人工资按战前的70~80发放，劳工阶层的境况实际上趋于恶化。
据日本学者岩间一弘在《1940年前后魔都职员阶层的生活情况》一书中披露，在战前，魔都工人生活费支出中，食物和房租分别占53.2和8.3，而到1940年，食住开支占到了总支出的82以上。如果说，1936年魔都工人的生活费用指数是100，那么到1941年3月，食品价格是774，房租是385，燃料是636，日用杂品则是599。
当时的报纸用无奈嘲讽的口吻报道如下：“物价像被吹断了线的风筝，又像得道成仙，平地飞升。铜圆银币全搜刮完了，邮票有了新用处，暂做辅币，可惜人不能当信寄，否则挤车的困难可以避免。生存竞争渐渐脱去文饰和面具，露出原始的狠毒。廉耻并不廉，许多人维持它不起……“
所以，对于后世的年轻人而言，不了解资本的恶毒和三座大山的压迫，就想不通为什么青白党会失败。
魔都经济的畸形繁荣，也说明秦笛的决策没有错，将神龙自行车厂和万国手表厂留下来就对了。
这两家工厂都有经理监管，用不着秦笛亲自出面管理。
秦笛既然发现日本人对船运区别对待，并没有封堵欧洲各国的船只，他倒是略微舒了一口气，至少一些紧缺的物资还可以进口，只要通知老约翰，用美国的船只送过来就行，不是像他一开始想的那样，要等八年之后，再进口粮食和棉纱了。
与此同时，各地的“慈安外科医院”还在照常开业，因为战争的缘故，受伤的人很多，所以医生护士都快忙死了。
“慈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还有六成的老师和学生留下来，这些人也继续照常上课。有些学科缺乏老师，这在魔都而言不是难事，因为这里有很多欧美洋人医生，比如说犹太人，拖家带口逃难来到魔都，其中就有一些医学背景的人士。
明州家纺虽然撤走了一半的人员，但在魔都的部分还在继续经营，生产规模并没有减少，等于在重庆再造了一家企业。
大伯秦汉良一家暂时还是安全的，因为日本兵还没有进入租界。
秦涧的面粉厂，被一颗从天而降的炸弹炸倒一半的房屋，当场便有十几位工人被炸死，二十多人受伤，可以说损失惨重。
国泰电影院和凤凰城赌场都没有受到波及。只要渡过这个寒冷的冬天，明年便会非常红火了。
秦汉良也不出门，天天憋在家里看报纸。
他跟过世的老爷子秦兆吉越来越相似，作为辛苦一辈子的民族资本家，眼看着日本人占领了中国大片土地，胸中憋了一口闷气，吃饭都减少了一半。
胡英连字都认不全，所以她很少看报纸，嘴里一个劲的唠叨：“流民越来越多了，猪肉都涨价了，我们家的房子，是不是该涨租金？”
秦汉良头也不抬，懒得搭理她。
当年分家之后，胡英手里还留着百万大洋，后来一部分买成了房产，她变成了收租婆，因此看见涌入租界的人越多她越开心。
“依我看，这房价还会大涨……”
秦汉良越听越烦：“你今儿怎么不出门打麻将了？”
胡英道：“唉，别提了，一起打牌的王太太，家里出了事，老公在苏州河边，被一颗子弹打死了！所以我也不敢出门，万一有子弹飞过来，岂不是要了老命？”
秦汉良道：“我说离开魔都，你偏偏不肯，按照阿笛的说法，到四川躲几年，岂不是好？”
胡英面现怒色：“提起那混蛋，我心里就上火！你还想听他的？待在家里不安全，难道出门就安全了？你都六十多岁了，经得起折腾吗？”
秦汉良越听也生气，拔腿离开了家。
不知不觉，一路向北，走到苏州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