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是有原因的。
历朝历代掌管财务的官员，都必然明白预算、决算这两个概念，并有一个名词“度支”，以及相应的中央官署。
度支，规划计算开支，梁国有度支尚书，领度支、殿中、金部、仓部四曹，掌管全国财赋的统计和支调。
度支曹为国家财计主管机构，而地方上，郡（以及封国）有上计吏，在郡守（内史）之下专管财政记账，掌握地方财政收入数字。
并负责收集属地财政数字，设有专门的“上计簿”，用以向京师呈报。
以便中枢对地方财政收入进行核算。
但是，自古以来，历代朝廷的财政，实行“量入为出”的制度，更进一步的财政预算制度，却实行不起来。
这不是理财能手们不想实行，而是现实条件决定了要实行财政预算、决算制，根本就执行不下去。
一，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受天气影响很大，随着年景而出现的丰收或歉收，使得财政预算难以做到相对准确预估。
二，财政收入里，收入有两种，一是税（田租、户调以及商税、杂税），二是劳役。
税好统计、预估，可劳役役却做不到。
劳役、杂役的实现，需要征发百姓来服役，但无法对服役结果进行准确评估。
因为百姓以亲身应役的方式，修建的桥梁、房屋、水利设施，根本就无法纳入财政总账。
若把百姓亲身应役服役排除在预算外，不是不行，可百姓缴纳代役钱、官府以此雇人代役
而产生的费用，怎么算，是个问题。
三，皇帝的为所欲为，使得开支无法控制。
皇帝对功臣、近亲、佞幸的赏赐，既无常例所循，也无数额限制，全凭皇帝的一时之念。
动辄赏赐若干顷良田、若干封户，或直接赐予金银珠宝或绢帛，所以会导致开支失控。
四，皇帝私库和朝廷国库界限模糊不清，国家公用和皇帝私用分不清楚。
从制度上说，自古以来，历代朝廷的财政有两大管理系统，其一是国库，其二是皇帝私库。
掌管国家公用的是大司农，掌管皇室费用的是少府，这是汉时制度。
但实际运行中，少府系统经常侵占大司农系统所属的财物、财政收入，甚至皇帝自己也带头“化公为私”。
直接将各官署的财物乃至国库收入挪用，用来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譬如营造宫殿、园林。
或者如梁武帝萧衍那样，一言不合就出家，迫使大臣们花公帑来赎，前后四次，直接导致国库少了亿万钱。
所以，除非君主立宪，有效限制皇帝乃至皇族的行为，财政预算制度才能真正在国家层面有效实行。
然而在这个时代，不可能有君主立宪制的政体，也不太可能有严格自律的皇帝、皇族，必然无法实行有效的财政预算制度。
李笠看着手中的资料，听着薛月嫦的汇报，只觉有些无奈。
这个时代，不适用许多他熟悉的制度，硬要上马，必然“水土不服”。
但是，财政财务预算制度，还是可以在许多地方实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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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水南岸，钟离，陪着皇帝来此巡视的大将军李笠，站在城头上，看着城外淮水，想起当年自己攻打钟离的情景。
一眨眼，十来年过去，当年的小小二班材官将军，如今已是十八班的大将军。
旁边，皇帝萧询正听北道行台尚书王僧辩介绍钟离的备战情况。
北道行台，治所设在钟离，管辖、处理两淮地区军政事务，还负责编练府兵，为北伐做准备。
王僧辩自就任以来，一直很忙，钟离城经过不断建设，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所以，如今的钟离城，已不是是李笠当年攻破的那座城，城池规模大了许多，也坚固了许多。
但在李笠看来，也不过如此：在火炮面前，所谓的固若金汤依旧是个笑话。
李笠收回发散的思绪，依旧看着城外淮水。
他来之前，因为看过资料，所以没什么想问的，此时身处钟离城，想的是日后河南战役发动后，在这里出征的北伐大军，阵容会有多么盛大。
按作战方案，梁军会分三路北上，进攻河南，皇帝所在的中路军会以钟离为起点，沿着涡水北上，抵达亳州州治小黄。
然后，皇帝驻跸小黄，中路军前军会同亳州军一道，和东边的徐州军、右边的豫州军同时北上，对河南发动进攻。
先占地盘，扛住齐军的后续反扑，根据“徐州经验”，构筑河南防线，将河南地区稳稳的吃下。
李笠琢磨着河南战役，王僧辩也在向皇帝介绍北伐的准备情况。
两淮地区行府兵制，今年秋天，行台就要组织各地府兵前往淮阴，向皇帝展示府兵的操练成果。
若表现尚可，稳妥起见，明年，就能发动北伐。
但王僧辩希望今年秋冬就能开打，他趁着皇帝出巡到此，表明态度，当然，话不能说得太直接。
他认为今年两淮地区就能做好北伐准备，理由有三：
其一，吸纳两淮豪强编成的府兵堪用，只要开战后，徐州军能从侧翼稳住战局，那么以府兵为中坚的中路军，就做到稳扎稳打。
其二，两淮地区准备充分，这准备充分，既指两淮地区的粮草、物资准备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