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多久，楼下的会计抱着厚厚一摞账本走了上来。谢绾皱了皱眉头，跟会计说，
“这么多我也看不完，这样吧，我给您列一些科目，您帮我统计一下。”
一头卷曲白发，带着眼镜的老会计有点愣，问道，
“什么科目？统计？”
谢绾尴尬地摸摸后脑勺，是他忘了这个时代的还没有“科目”、“统计”这两个词，只好解释说，
“就是我给您划一些类别，你按我划的类别把相对应的细账一笔一笔汇总进去。”
会计模模糊糊地答应下来，还是补充了一句，
“如果我不明白，还是希望您能指点一下。“
谢绾点点头。拿了一张纸，开始写。根据商会目前的实际支出情况，他把支出分成生产成本和当期费用两类。生产成本包括：原材料、工人工资、制造费用；当期费用包括：采购费用、设备管理费用、质量管理费用、安全管理费用、财务管理费用、行政经营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一共十类。然后对会计一一解释了哪些支出明细应该归类到某一类下。最后对会计说，
“您把原来厂家的账目也拿来，加上谢-德莱塞枪械制造厂，原来十一家厂，现在四家厂的账目。按照去年四月到目前，共计十二个月的支出明细，每个月一期，按我说的分十类各自汇总，计算出来交给我，谢谢。”
会计点头答应，擦擦汗，拿着账目出去了。
德莱塞有点疑惑，不知道谢绾这是在做什么，但他的不安感越发强烈，这一切都被刻意观察德莱塞的谢绾看在眼里。
谢绾当然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会计在欧洲诞生的很早，复式记账法到目前已经有三百多年，但在十九世纪初，会计的主要工作还是汇总和计算成本利润，并未分开成本和费用，更没有独立出管理会计。以这个时代对某种支出动手脚的水平，统计一下各科目比例的同环比变动，对异常变动再追查一下就可以发现。管理会计作为企业管理的基础，做工业研究的谢绾自然是掌握的，相比这个时代还只能干簿记活儿的会计们有好几个时代的差距。
谢绾站起身拍拍德莱塞的肩膀，
“今天就这样啦，约翰，我们一起去裤裆大街（注1）吃饭。”
趁着德莱塞下车招呼马车的档口，谢绾去会计的办公室，塞给他十个塔勒。
“今天这个分类汇总工作，你必须按照原始账单做，任何人打招呼你都不能改，明天下午一定要交给我，否则这份工作你就别干了。”
会计拿着钱本来还有点高兴，又被谢绾后来的话给吓住了，连连称是。
晚饭后，谢绾独自在花园里散步。
来到这个时代，已经两年。除了各种生活条件差很多之外，其实社会与原来时空差距不大。这是一个即将喷薄而出的朝阳国家，也是一个充满了各种恶习的传统国家。后世所谓欧洲的契约精神、工匠精神，到这个时代还根本没影儿。小到会计、德莱塞，大到财政大臣、首相，甚至国王本人，无不是见钱眼开，时常以权谋私，就连相对忠厚的国务秘书，也难以免俗。
这不难理解，不管是哪种道德，都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一旦到了贫穷的环境之中，什么道德也建立不起来。
这造成了权力对市场的严重干扰，也正是维新派背后的新贵族和工商业主势力要求改革的原因。谢绾是幸运的，他通过军事装备打通了与王室的裙带关系，但饶是如此，他也背负了大量的额外开支，而大多数普通工商业主连这个运气也没有，他们只能通过一些中低层权力者不停地与朝廷博弈，甚至煽动中间阶层制造混乱。
但令人不解的是，同样是传统社会的普鲁士和清国，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局？
以谢绾非专业政治家的见解，归根到底还是对工商业的认知不同。普鲁士朝廷的内部争斗和贪腐，争的是谁能拿到工商业的掌控权以获取利益，而工商业本身，为各方所共同看重；而清国朝廷的内部斗争，争的却是要不要维护正统性，甚至”君子固穷“也是原则，从上到下反对工商业。那些实际上推动发展的清国工商业者，先天就站在道德下风，只能用不正当手段腐蚀顽固的朝廷才能获得生存空间，这加重了他们道德的缺陷，形成恶性循环。这就使得整个社会前进的方向完全不同，一个是趋于发展，一个是趋于高层与市场逐渐背离。
看来，社会道德败坏不可怕，可怕的是拿着道德当令箭的歧视。
第二天下午，会计拿着几页汇总结果来见谢绾。谢绾看他眼睛红红的，便从口袋里掏出十个塔勒递给他，
“谢谢您，这是这次临时工作的报酬。记住，以后每个月汇总一次，在给我看明细账之前先给我这个汇总结果。”会计点点头，千恩万谢地接过十个塔勒，正要退出门去，谢绾又叫住他，“以后对大笔支出发现什么问题，直接跟我汇报，一经查实，我还有重赏。”
等会计离开，谢绾摊开汇总结果，又找了张纸，按月计算起来。他越计算表情越难看，眉头紧紧地拧成一个川字。
统计显示，德莱塞至少在三件事情上做了手脚。第一是铁料的采购价格明显上涨，但同期因为军队对军备制造厂的审查，普鲁士地区铁料总体需求量是降低的；第二是销售运输费用占比明显增加，相比商会成立之前的向军队仓库运输总费用偏高，按道理说运输量增大后运输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