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门之东，文渊阁。
此时内阁大臣已有五人，分别是首辅谢迁，次辅蒋冕，内阁大学士毛纪、费宏、袁宗皋三人。此时内阁的地位划分远远没有夏言、严嵩**时的那么清晰，除首辅谢迁外，其余四人的职权相差无几。
得益于朱厚体恤众位阁臣年迈多病，特意命人提前改建修缮了文渊阁，谢迁等人才有一个自的专属值房处理政务，不必像以往一样，大热天的一众内阁大臣还挤在一个房间内办公。
朱厚之所以能每天悠哉悠哉地日讲学习，倚靠的便是这五位内阁大臣替他浏览奏章并草拟好处理意见，即是内阁所谓的“票拟批答”，他只负责签字盖章即可。
大明的朝政处理模式可以说是儒家“君逸臣劳”的理想模式了，而这一切都源于太宗建立的内阁票拟制度。
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后，再交由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出处理意见，以墨笔写于票签上，再由司礼监送给皇帝批准。
从整个运转模式而言，不难看出值得重视的地方无非就三处，一处为司礼监，一处为内阁，一处为皇帝。
内阁自不必多言，虽然只有票拟权，但全国政务皆出自其手，很多时候内阁草拟的意见便是最终的处理结果。
如同即位之初的朱厚，诏命不过内阁，他仅仅只有一个在奏章上签字盖章的权力。
直到朱厚著书立言成功，成为圣天子后，才勉强拥有了决策权，不至于被彻底架空。
内阁权力的大小，以及内阁地位的高低便集中体现在其票拟批答被采纳的程度上，而无疑此时内阁的权力已臻至顶峰，这也是朱厚一直想要重塑朝堂的根本原因！
做好你们的“工具人”就行了，为什么要威胁到一个帝王的地位，甚至想要架空皇权呢？
君权和相权这一对自春秋战国传而至今的“冤家对头”，从产生摩擦、冲突，甚至到最后的对立，历朝历代并不少见。
宰相起初是帝王设立以辅助自己处理政务的“助手”，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助手”的权势逐渐膨胀，掌握了议政权、行政权和决策权，已成尾大不掉之势，甚至不乏野心勃勃之辈不愿仅仅作为一个“助手”！
这便是相权与皇权矛盾逐渐加深的根本原因，手握三权的宰相已经能威胁甚至挑战帝王的至尊之位！
而太祖朱元璋立国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宰相胡惟庸盲目自大，擅权**，以至于太祖在诛灭了他全族后，还顺便彻底废除了传承千年的丞相制度。
但紧随其后，应运而生的便是内阁制度，毕竟帝王不是机器人，即便励精图治如太祖，在废除丞相制度后，每天都需要处理政务到深夜，何苦来哉！
而同样英明神武的太宗朱棣就没有他老爹那么勤勉了，他更喜欢的是御驾亲征，北击蒙元，试图彻底消灭大明北境的隐患，通过开疆拓土来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正名，于是便设立了内阁。
但太宗也并非想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朝堂隐患，他只将议政权分给了内阁，决策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上，行政权则权分六部，分别交由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
而司礼监则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机构，因为它起着沟通皇帝与内阁的作用！
而且皇帝在最终批阅的时候，仅仅只会批写少数几本最为重要的奏折，其余大多数的“批红”均是由司礼监掌印太监代笔完成的！
甚至多位幼帝践祚之后，其意志大多为司礼监轻易左右，造成实际决策之人反而成了司礼监的掌印太监！
这也就是为何终大明一朝阉宦之祸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司礼监利用代皇帝“批红”这一机会，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甚至干预朝堂的决策，如英宗之王振，宪宗之汪直，武宗之刘瑾，万历之冯保等。
恐怕太宗设立内阁之初，从未想过最后竟然造成了议政权和行政权均归内阁，决策权归属宦官的荒唐局面。
以至于大明中晚期发展成为内廷与外廷交相佐政的朝堂体制，外廷有内阁，内廷则有司礼监；外廷有三法司，内廷则有东厂和锦衣卫。
因文臣入阁后被时人称为相，而司礼监掌印太监则被称为“内相”，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万历皇帝的“大伴”冯保了。
在冯保登上“内相”之位后，即便被称为“救世宰相”的张居正也不得不奉迎巴结他，在使用大量的金银珠宝贿赂之后得到了冯保的全力支持。
因此张居正以首辅之位，手握三权，成为了真正的宰相，这才得以顺利推行自己的新政，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内相”冯保支持他的基础上实现的。
权侵天下的冯保甚至敢于站在万历皇帝朱翊钧身旁接受百官的朝拜！
掌握决策权的阉宦其滔天权势和嚣张气焰可见一斑。
而此时一众内阁大臣在谢迁的值房中皱眉不已，对于他们而言，现在有两个重大难题值得商榷。
其一便是早朝时朱厚命礼部准备的兴国大妃入京礼仪，原礼部尚书毛澄因为此事冒死进谏，已经被贬去了南京养老，众人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处理是好。
其二是兵部尚书王琼的奏折，他上奏请求陛下议定王守仁的平乱之功。相比于第一件事，此事更令他们感到棘手！
王守仁的平乱之功是毋庸置疑的，在场众人都十分清楚当年那场震惊天下的叛乱。
正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