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标大会一结束，朱厚就得知了消息。
但是对于结果而言却不怎么满意。
劳心苦力地谋划了这么久，才挣了这么一点“小钱”，实在是令人失望！
若是一向穷惯了的朱厚照得知朱厚现在的想法，只怕会气得从棺材板里爬出去掐死这个王八蛋。
四百多万两，正德一朝一年的税收有时候都没有这么多！
但人家朱厚现在有底气啊！
如今国库之中还躺着原本属于三十三位藩王的财富，相比而言这四百多万两的确是九牛一毛罢了，聊胜于无。
与好消息一同传来的，还有一个坏消息。
那便是被逮捕下狱、接受拷问的吏部官吏清白者不足二十人，其余人等或多或少地都曾有过贪腐行为！
尤其是胥吏更甚，几乎全部涉案！
“好！当真是好得很！”
“这些胥吏，当真是该死啊！”
朱厚几乎快要忍耐不住心中的怒火，看着锦衣卫的奏报咬牙切齿地讲出了这句话！
胥吏啊！
这个似官非官的庞大群体，这个官僚体制内不可或缺的角色，这群地位低下却敢行滔天大罪的亡命之徒！
湘军创建者郭嵩焘有云:“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
“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幻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外国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史共天下。”
这段话可是点明了历朝历代兴衰存亡的根本原因！
西汉天子受制于宰相外戚，最终亡于外戚王莽；东汉天子受制于宦官士族，最终亡于阉竖乱政；李唐分封节度使，最终亡于藩镇割据；两宋羸弱，均亡于强敌环伺；蒙元政治腐败，权臣迭出，最终亡于奸臣番僧！
而大明非亡于拥有宰相职权的内阁，亦非亡于太监阉竖，实亡于朋党之争，以至于最终让满清窃取了江山！
满清之胥吏，更是发展到了与帝治天下的惊人地步！
胥吏，始成于大明，盛行于满清！
这群衙门里的办事人员，无正式编制的聘用人员，不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列，却谙熟官场潜规则，以至于形成了这种畸形的官场文化，甚至达到了能够挟制上官、左右官场的恐怖境地！
清代思想家冯桂芬谈胥吏之权势，曾说：“州县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犹其小者也。”
“卿贰督抚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犹其小者也。”
“天子曰可，吏曰不可，其不可者亦半焉，于是乎其权遂出于宰相大臣之上，其贵也又如此。”
胥吏之猖獗气焰由此可见一斑！
而深究其因，还是由于体制的缺陷所致。
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利；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
对于由科举大考出身的官员而言，他们有着更光明的前途，有着更远大的政治追求，自然更看重政绩与名声，因为他们有仕途可走！
而对于胥吏而言，除特别优秀的吏可经严格考核晋身为官，而且仅仅是不能超过八、九品的未入流小官之外，根本没有仕途可言！
加之胥吏的待遇也普遍较低，俸禄仅够勉强解决温饱问题，自然造成其更看重利益！
地位低、没前途、俸禄少，这一系列的因素加之在一起，他们不想方设法地攫取财富才怪！
偏偏通过科举制度选拔而出的“优秀才子”皆是些饱读诗书却毫无理政经验之人，对于公文、钱粮等“小事”更是一窍不通，这就确保了胥吏的必要性与必须性！
对于这个难题，朱厚也十分头疼。
历朝历代都曾大力整顿过胥吏问题，却无法彻底根除，也没有行之有效的先例，大多皆是以杀止贪，予以威慑。
胥吏就如同商人一般，地位卑贱，贪婪成性，却又不可或缺，且杀之不尽！
“涉案胥吏尽皆送去‘皮场庙’，剥皮揎草，以儆效尤！”
“晓谕天下，凡违法犯赃者，不问其官职崇卑，其出身资格，一律严惩，必定罪而毫无赦免，罪大者牵连其族！”
“诏令天下，为惜民命，凡犯官吏贪赃满一百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
“难怪今年昏雾四塞，不见星日者累昼夜，咫尺不辨人物！”
“原来是昊天上神对朕的警示，有宵小奸佞之臣霍乱朝纲！”
“算了，立刻召集满朝文武于乾清宫正殿议事，朕让好好问问他们这些‘忠正贤良’！”
自然灾害虽然是直接导致大明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却还是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便是“灾异天谴说”的功劳！
统治者一向宣扬的“天人合一”之说，简而言之便是社会之中某些人的恶行会产生不平之气，不平之气可上达云霄，干扰天道，故而引起上天的不满，于是产生灾害！
上天以灾害来警示统治者，是为天之谴告！
到了西汉，这种官方民间普遍认可的理论被董仲舒进一步强化为“天谴灾异”之说！
而大明朝廷往往将灾害视为上天的谴告,视吏治不修为重要的致灾之由,整顿吏治为重要的弭灾之道！
为消弭灾谴,明政府一方面主动加强对整个吏治的整顿，另一方面在官员因灾上言的推动下,在大臣因灾乞罢的传统之中进行一次权力大洗牌，这是惯用的手段！
所以朱厚想要整顿吏治，借口多得是，关键在于他手中无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