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元年，陕西大旱；
崇祯二年，陕西大旱；
崇祯三年，陕西大旱；
崇祯四年，陕西大旱；
……
有完没完？
还真没完。
要知道这场大旱是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其持续时间之长、受旱范围之大，为近五百年所未见。
古人有“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的说法，旱灾也有他的兄弟，老大还没走远，老二瘟疫紧接着就来了，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又是前所未闻。
天灾不断，轮番上阵，陕西百姓苦不堪言，大明政府不管怎么说也该想办法救济灾民吧，最不行也得减免一下百姓的赋税吧！
实话告诉你，这是绝对不行的，想都别想。
只要是个人，不管你有钱没钱、高矮胖瘦、活的死的，一律都得缴税。
不交税不行啊！
灾荒时间长了，地主也没余粮，皇帝也没闲钱，不征税紫禁城就得关门。
这大概就是常说的恶性循环。
灾荒来了，每天都在死人，朝廷还要征税，照这样下去，陕西人还能活吗？在点灯靠油、通讯靠喉，耕地靠牛、吃饭靠天的明末，陕西人显然是活不下去的。
饥寒生盗匪。
活不下去了，陕西百姓总不能直挺挺的躺在炕上等死吧。经过一番深入的思想斗争，联系一下当下国内的基本形势并结合本地区的区域特点，广大民众决定起义，当上了起义军。
盗亦有道，别以为起义军就是统一模式，统一的路线图，统一的装扮和服饰，完全不是那样，义军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由于当时的起义军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成分不一，思想不齐，理想远大的为了解救全天下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于是这伙人便合在一起组成更加庞大的队伍进攻州县，杀死贪官，最后达到推翻大明王朝的终极目的。干成了一统天下，干不成一死了之。
有的义军野心不大，理想不高，仅仅是为了过几天平静的日子，这些人在占领州县之后，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开始封官许愿，过起了优哉游哉的小国寡民日子。
这伙人一般能过几天相对太平的日子，不过时间不会太长就会被人赶走。陕西就那么大点地方，你不发展壮大自己，我就要占领你的地盘。
还有的义军的理想信念就更低了，仅仅是为了吃饱喝足，衣食无忧，人生中最大的理想就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
由于理想很低，愿望不高，要求也就低得多了。当皇帝咱血统不行，当大王咱实力不行，当郡守县令咱还没考中进士。
啥啥都没有，当土匪，当山贼总该行吧？
行----
这个可以有。
反正咱是起义军，不管当啥全凭兴趣。再说了当下的大明王朝要对付的敌人很多，要对付的义军更多，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对付理想信念都不高的土匪山贼呢？
陕西地处西北，土地贫瘠，民风彪悍，原本老老实实种田养家的百姓一旦进山做了土匪，那绝对是土匪中佼佼者，山贼里的战斗机，敢打敢杀敢折腾，杀县令算起步，杀州官算磨刀，杀巡抚总督才是英雄好汉，这类人振臂一呼应者无数。
秦岭乃是伟大祖国的龙脉，横贯陕西。
明末这座龙脉一样的大山，竟然成了土匪的乐园，盗贼的天堂。
草坪山位于秦岭西段，扼守在关中前往汉中的交通要道上。
占据这里的山贼号称“赛张良”。
张良何等人物，乃是为西汉著名的奠基人物之一，以智谋超群著称，一个小小的土匪竟然还敢称自己是赛张良，真不知道天下还有羞耻二字吗？
不过也不能怪人家，当时的大环境就这样，不起一个响亮的名号当土匪都觉着没面子。
由于土匪们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起的外号或者是称号大多没什么文化，“飞天龙”“上天龙”“曹操”“刘备”“扫地王”“上山虎”“鞋底光”“跑得快”“流光锤”等等，凡是凭借自己智慧能够想到的名字全都用上了。
纵观大明王朝，到底有多少这样的土匪，估计连土匪自己都不清楚。
把这些名字一听，再看看“赛张良”这个称号就知道人家草坪山土匪也算是土匪中的知识分子，流氓中的文化流氓。
草坪山。
迎着清晨初升的太阳，“赛张良”拿着书走上山寨最东边的岩石，他要坐在这里读书了。
当土匪的日子简单又无聊，除了能够在书中找到一点快乐外，还能剩下什么呢？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
青青草木间，万丈霞光下，“赛张良”认真读书的样子很是迷人，如果不清楚此人的真实身份，还以为是那路神仙隐士要临石升天。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今天“赛张良”读的是《孟子·告子下》一文中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听着大王朗朗的读书声，不远处两个小土匪崇拜的伸出大拇指赞道：“看到了吧，这就是当大王的样子，不但本领高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