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稳实权后，他向议会、《约法》和地方自治组织开刀了。他废除了《约法》，解散了议会，取消了他从清末以来倡导的自治机构。为了压制社会上不满的声音，他强化了报刊审查制度。邮局把邮件送交警察局监视，成千便衣人员和情报人员搜索不同政见者因有谋反嫌疑而被仔细盘问，行李被仔细检查。看上去，他在全面背叛辛亥革命甚至是他自己的政治理想，证据确凿地一步步走向“反动”。
他的本意当然不是把中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宪法程序、法律程序、民权、代议制议会，这些他都要。问题在于，他认为目前的议会、法律、自治方式都是错误的。它们来路不正，走火入魔，被坏人利用，完全变了形走了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他要一律废除，然后按自己的模式加以重建。
袁世凯深信他对中国社会的独特分析。他认为，在民智未启的中国，命令、指挥是最有用的方式。在人民素质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选举达不到它自己的目的，只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所以在1914年1月，他解散国会，撕毁“约法”，将皿煮政治的痕迹扫荡净尽。然而，这一切扼杀民族生机的反动行为，却都是在“统一国家”、“救国救民”及“保卫共和”的动听口号掩饰之下完成的。之后袁认为“人民滥用皿煮自由、人民政治认识尚在幼稚时代”，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5月推出新的《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种种集权措施虽然是独裁的表现，却也赢得了“中华民国第一之华盛顿”的美誉。之后再修改总统选举法，使总统可无限期连任，新任总统亦由在任总统指派。
1915年前后，袁世凯的集权达到了顶峰。他拥有了相当于皇帝的无限权力，他整顿了官僚秩序，恢复了中|央财政。然而，和他的设想相反，中国不是变得更有力量了，而是更衰弱了。社会是安静下来了，却变得死气沉沉。政府同普通公民的疏远，都重新出现了。普通公民参与政治的机会全部消失，有产阶级在政治高压下危险地沉默。中国看起来比以前更像一盘散沙了。
更让袁世凯丢脸的是，1913年以来所有的外交危机一概以中国的退却而告终。他被迫承认西藏和内蒙的自治权，使得外**|立成为事实。而1915年的“二十一条”最终向全国证明，他的集权并没有换来在列强面前的防御力。与之相反，为了集权，他不得不以国家利益为代价。
袁世凯恼羞成怒。为什么统一后的国家没有出现他期望的凝聚力？他做出独特的诊断，病因是人民对民国的生疏和不认同。既然民国大家不认可，除了皿煮国家外，只有恢复帝制一条路好走了。也是，你看人家日本、德国、英国，不都活得很好，而且还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国强国吗？
因高压统治而造成的国家机器疲劳，对国民不满情绪的恐惧，以及外交失败的羞辱，使袁世凯把帝制当成了救命稻草。集权主义的列车终于驶入了帝制的深渊。1913年以来他的一系列失误至此得到了一个不容辩解的总结性标志。
多少年来，很少有人愿意为袁世凯的帝制做一点点必要的解释：“洪宪”这个年号的意思是“弘扬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