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实情。
孙逸仙当初拥有的实力确实有限：辛亥革命后大部分的省份主要的军事凭借却是各地的团练与新军，或是混入部分华侨以及洪门与旗下哥老会的成员，无论在装备与士兵素质上，皆无法与曾经的清朝主力北洋军抗衡。此外由于孙并未实际投入革命战事，故各省的革命势力纷纷推出自己的领导，使革命势力呈现多头马车的情形。至于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共进会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同策划的，甚至只是一次偶然的擦枪走火事件。当时孙逸仙人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的朋友的餐厅打工度日，对革命事并不知情，所以孙逸仙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
这使他在国民党内的威望，甚至一度不如黄兴，连号称“中国通”的洋记者、英国《泰晤士报》的资深驻华专刊作者莫理循都在公开的报道中说他是“半中国人”----意即对自己的国家很少了解的人，并痛斥孙逸仙：“革命威望来自吹牛。”
认为孙文不懂中国国情，在当时不只是袁世凯一人。张謇也曾说：“（孙文）于中国四五千年之疆域、习俗、政权因革损益之递变，因旅外多年，不尽了澈，及各国政治风俗之源流，因日在奔波危难之中，亦未暇加以融会贯通。”
黎元洪则认为：“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孙逸仙离开中国时间长，与这里的任何势力均无关联。他在国外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而现在的孙逸仙尚在上海，前不久还发表了一篇空洞无力的讨伐袁世凯的文章《讨袁宣言》，正不知路在何方。这个时候的孙逸仙，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已不再是主角，其中难免有中华革命党这个政治上败笔的因素在。也许因此让他幡然悔悟，中华革命党在几年后再次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历史上后来的变化是一回事，前提是没有他张汉卿在。
中年教官明显黯淡的神情让张汉卿感觉这个人或许与孙逸仙有些渊源，或者至少是同情者或向往者。在派系壁垒明显的时代，这种明显的倾向性是为大多数政权所不见容的。不过以张汉卿的眼界，却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他有些对这个人感兴趣起来。
明显的，这个人一身正气，远不像典型的一些老兵痞惯有的邋遢与狡黠。军服在肩上部分有一块补丁，且整件衣服显得已有些发白，明显是长期浆洗过的旧制服，不过却仍显得甚是威武。一般地说，在中上层军官中能够仍然保持这么朴素的，立身一定非常严谨。于是张汉卿的好感顿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