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的声音太小了，因为他的名望太弱了，弱到他只能沦为辜鸿铭的陪衬，成为被北大师生们讥讽的“另一个疯子”。但是也因为如此，辜鸿铭对这位半路杀出来的“知音”还是很引以为得意的，另外完全没有留洋经历的张汉卿对西洋文学的理解远胜同代人，这让自诩“历经四洋”----“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辜鸿铭都赞叹不已的，誉为神童。若不是相处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位“神童”完全不想吃文学这碗饭，说不定张汉卿能够成为他的关门弟子----文学功底不如辜鸿铭这位大家是自然的，但是无论在对西洋文学的见识、理解上，张汉卿自有其独到之处，毕竟，上百年的经历在那里摆着呢。
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袁世凯称帝，一直盛行一种思潮----想通过国家的力量，通过强权的力量和最大限度地实行社会总动员，建立一个统一、富强、独立的国家。这么一条思路叫作“国家主义思潮”，就是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必须牺牲个人的自由。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辜鸿铭为代表提出了“尊孔教”。
这对张汉卿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极端。连二十一世纪的广告都游行“中西医结合疗效好”，一昧地崇洋或者尊中都对治疗中国沉疴不利。不能否认的是，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西方的科技能力飞跃，经济和工业实力大增，中国目前要赶上它们中的强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所以有后世的“改革开放”以吸引外资和技术。论科学技术，中国要学外国。
但是中国儒家文化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的沉淀，除去部分糟粕外，对于形成和谐社会和健康风气是大有好处的，文化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部分。中国文化像一个大烘炉融合了历史上一切与它有交集的外来文化，通过包容与兼蓄，形成了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特点，也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论文化优点，中国堪为万国之师。
强大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除了军事、工业、科技、经济的强大，也应该在心理上强大，这就是一种文化的自信。以中为体，以西为用，是达到这个目标的简要描述。现在，怎么可以在硬实力不足时把软实力自废武功呢？
所以过不了多久张汉卿在北大又成了新的奇葩：他既赞同辜鸿铭对中华文化的吹捧，又反对把儒教上升到国教的程度，主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还举双手支持向国外“师夷技”，让辜大师很受伤。
但是新文化的萌芽者们也不用得意，特别是以钱玄同为代表的鼓吹“废汉字”的一拨宗师级的人物们，张汉卿也是暴起而抨击的，不过他的方式很特别，也很幽默。
在一次钱玄同上课时，作为旁听生的张汉卿递去一张纸条：“先生，我知道您一直有一个宏大的想法，要把汉字拼音化、罗马字母化，学生对此不敢苟同。但是论学术，学生是万万不敢望先生的项背的，所以我用罗马字母写了一个故事，请先生把意思教导学生。如果先生能够解答出来，学生自然认为汉字拼音化可行，否则是打死也不敢接受的…”
学生们都笑起来，在尊师重教的时代，学生当众考老师是需要勇气的，当然对于活跃课堂气氛也极有好处，于是课堂上开始充斥着快活的空气。
这时的北大，学术氛围已经开始浓厚了；这时的大学，教授是真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这时的课堂，学生是可以公然质疑老师而被提倡的；这时的教授，是真的能够抛开个人偏见去进行学术交流的。尽管和辜鸿铭思想对立，尽管面对的是与辜鸿铭穿一条裤子的学生，钱玄同还是很欣然地接受了挑战。当然，除了必须应战之外，他还是很有底气的，必须他本来就是一个语言学的大师。
张汉卿交给他的是由一大串同一个拼音组成的“shi”群，标题5个字，全文96字。
这其实是他偷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很出名的一篇设限文章《施氏食狮史》，作者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在三十年代的戏作，通篇只用一个汉字音节来叙述一件事。张汉卿相信，文章用汉字都能看得懂，但看拼音或只听发音，是无论如何也听不懂的。除了中文，怕是再无其他语言能做到了。
果然，钱玄同即使是中国后来最出色的文字音韵学家，短时间内也完全看不懂这天书一样的“文章”。以他的文字功底，只要给个一段时间，也许能够做一篇全新的“shi”篇。但此时此刻，他无能为力，他诚实地回答说：“我做不出来。”
一瞬间张汉卿对他的景仰如涛涛江水连绵不绝。作为一名北大教授，坦然直说其短而不顾忌众多的学生在场会不会影响他的名声，这是很了不得的气度，在后世是不可想象的。相信在二十一世纪，如果老师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恐怕会当场发飙：“从哪里找来这么无聊的问题！与课题有关么？”更有甚者，觉得受到侮辱或挑衅的老师教授们难保不愤怒地用武力代替文功：“再不允许你上我的课！”
看到知名的钱玄同教授被问倒了，学生们的热情被充分激发出来。国人的天性向来如此，不以时代变迁而有所弱化，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继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纷纷议论，从这是何等难度的题目到这是何等猖狂的学生…
张汉卿早有准备，这是一次难得的利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改变国人尤其是此时真正的天之骄子的好时机，怎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