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开始移民，东北的教育程度也是远逊于关内的，这是因为，能移过来的，基本上都是穷得活不下去的人“闯关东”，真正的诗书达礼之家，不至于活到这一地步。先天基础不足，让关外的教育之路更显坎坷。
越如此，老张越坚定了把钱入在刀刃上的决心。他幼年只读了3个月的书，就辍学了，因为他得回家拾柴，帮母亲做饭打杂。他粗通文墨，难免会写错字、说错话。然而，有时候，这些差错，在闹笑话的同时，却往往会成为一段流芳千古的佳话。
据说，以前大帅府的传达室门前，有一块“传达室”的木牌，他进进去去的时候，往往只看卫兵的军容风纪，不大注意其它地方。有一天不知怎么的，被他忽然看到这块标牌了，皱起了眉头，心里很不爽。下车后，他语重心长地对副官说：“就算咱胜利了，东北统一了，也不能骄傲呀，你看我大帅府门上，只挂了‘治国护民’的牌匾，也没有挂我张作霖三个字嘛。”接着，他转过身，再把前面的传达室一指，继续说道：“你再看看我们的弟兄，一个小小的传达室，都要挂上他傅连宝的大名，成何体统？”副官定睛一看，差点笑出声来，原来，首长把传达室看成了傅连宝，当成了人名！
闹了笑话，张作霖倒不以为忤。不过他想道若是战场上官兵们搞出这些名堂来，传达军令错误，可就是胜负攸关的大事了。所以在张学良等人的教育问题上，一向给予重点对待，不旦让张学良学习时髦的英文，招聘了许多家庭教师培养他多方面的才能，还安排了奉天大儒金息侯做他的专职老师。
进入民国，私塾式的旧式教育已经被新式学堂所取代，可是奉天缺少能够教书育人的老师。怎么办？于是1917年1月，张作霖以个人名义致电教育部，请设高等师范学校，以培养教师。但教育部回电以“于国立学校计划有关”为由，没有批准。当时的国力有限，国家在各省设立多所国立师范学校，奉天根本不在名单内。
但张作霖没有气馁，继之于3月直接给教育总长发去咨文，进一步强调在奉天省设立高等师范学校的必要性。由于张作霖的积极争取，教育部才初步同意将计划之内的最后一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设在奉天。
这是那个年代东北唯一的师范大学堂，即后来的辽宁师范大学，这是史实。
张作霖出任省长后，不忘初心，上任伊始，即在一份教育条陈上批示：“学务为造就人才之所，振兴国家之基，关系最重。而奉天又处特别地位，若不从整顿教育入手，更无以希望。”看到省长如此重视教育，已停会两年多的奉天省议会马上重新开会，专门研究奉天的教育问题。
教育经费的短缺一直是制约各省教育民展的主要因素。对此，张作霖认识到，必须把教育经费问题当作首要大事来抓。为此，他于1916年10月28日，训令各道尹（市长）重申省令，严责各县知事增加教育经费，要求各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占全县岁出总数的四成，并将此标准作为考成各县知事政绩的内容之一。两年后的12月，他再次重申这个比例，表示“今后各县知事仍不实行办理，即以废弛学务论，照地方兴学考成条例予以相当之处罚”。
其实明白人远不止他一个。奉天教育界的名人谢荫昌对张汉卿的要求极力赞成。他在奉从事教育多年，深得张作霖信任，被任为奉省第一任教育厅长。他曾多次说过：“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举办大学来培养各方面人才，是为当务之急。”现在财政状况稍有改善，他赶忙附和。
为了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师范类学生的培养是重中之重。1918年12月1日，奉天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成立。开学典礼上，奉天政务厅长史纪常前往宣读了张作霖的祝词。
时至今天，师范类院校学生免收学费，每月还有补助。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张作霖时期，奉天的师范学校就已免收学费了，而且还发给伙食费，这些费用全由奉天省政|府买单。人们常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是奉天的师范学校不仅有免费三餐，而且标准还不低呢。例如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伙食早餐为大米粥、咸菜；中午大米饭、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晚饭四菜一汤，皆为素菜。星期六午餐改善伙食，有坛肉、木须肉、烧黄花鱼、烩海参等。另有其它如奉天高等师范学校，伙食也非常丰盛。
奉军将领们大多是和张作霖一起出生入死的山林草寇，打仗容易，读书却难，他们哪里知道张作霖的大志？有道是武打天下文治国，在张作霖看来，手底下没有几个得力的文臣，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个草头王。
作为一名靠武力打天下的大军阀，能从购买|枪炮的钱款中拨出大笔经费来办教育，确实让人刮目。虽然这其中张汉卿出力最著，无论如何，张作霖多少还是懂得一些教育与国计民生的关系，这也是奉军在他带领下能够越走强的原因之一吧。
其实张汉卿之所以提出这个想法，还是有经济基础的。靠着出售余粮以及各方面资金的整合，奉系完成了原始的工业化积累。加上东北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