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近代工业水平的标志是钢铁和煤炭产量。到1919年初，东北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85％和82％，是同期日本国的10％和15％，分别比东北新政前增加28％和35％。
这些数字是动态并且正向增加的，因为据日本关东军情报总部传来的消息，在黑龙江又有几个千万吨级的铁矿及煤矿正被发现----其实这个数据并不可靠，张汉卿明智地选择了压低这些数字。
经过近1年半的努力，平齐线竣工并于1919年初正式通车，北满铁路的一条新拓支线自哈尔滨向东北方向沿松花江延至佳木斯也在验收中。至此，吉林东北部以及黑龙江全省交通干线四通八达，极大地提升了松花江流域经济的发展。
之所以能够在财力明显不足的时候完成这个大动作，铁路沿线的百姓们出力甚多。张汉卿为解决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发行了铁路券。这个券除满足日常生活必需外，其余部分约定三年之后兑现，极大地节约了现金流。贫苦无着的老百姓起先对这个券不是太感冒，但是在人民党派出的工作组下乡入村宣传后，因为分得土地从而对政|府产生信任的农民们宁愿相信这是真的。
另外在能够减少一个劳力口粮的吸引下，在农闲时间，可以看到上百万人的务工人员忙乎在铁路线上。当时交通条件极端落后，所有修建铁路用的枕木、铁轨，甚至基石，都是用极原始的手推车从泥泞难行的原野里拉过来的，用张汉卿的感慨说：“平齐线的竣工，是东北老百姓推出来的。”
因这些地方不在日本的传统势力范围，张氏父子放心大胆地动工兴建基础设施，反倒是奉天省的建设落后于吉、黑两省。随着苏俄势力的渐渐下降，张作霖在实际上得到了比正史上同期远多得多的实力。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哈尔滨异军突起，已经显示出了作为省会城市和中东路重要节点的巨大辐射力和影响力。正史上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哈尔滨已经是亚洲第二大国际大都市，仅次于东京，远强于上海。这里有34家外资银行开设分支机构，与巴黎、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直接业务往来，哈端口的金融动态左右远东的金融形势；在哈尔滨的外国商业机构一度达1809个。
经过张汉卿亲自主抓的“东三省计划委员会”的努力，东三省的国民经济运行、交通、实业建设，比正史上又不知强过多少倍。种种反馈表明，奉系政|府的努力，加速了东北的发展。
政治上，以张汉卿为主席的人民党高歌猛进，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建立了党部，并在张作霖等的支持下控制了东北三省的议会，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而人民党的依靠，正式变成三会：农会、商会、议会。农会，以“东北土改委员会”为框架；商会，以张作霖、于翱舟等官商资本为基础，于翱舟甚至已经成为东北的首富；议会，完全由人民党掌控，因为议员的提名权落在由各级商会、农会、政|府手里。
虽然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张作霖起初并未真正理解这些“秀才”的能力及作用，但是当“皿煮领袖”、“开明统帅”的桂冠完整地戴到他的头上时，他却比任何时候对人民党的支持要来得更强烈。相较于他原先政|府基础：军人和绅士联合的政|府形态，人民党提出的政治管理模式更能有效地撇除军人专政----军人根本不在政治管理范畴内，而是服从于政治，这是一种健康的行政。
他一度是作为一种姿态担任的人民党的名誉主席，现在又堂而皇之地遥身一变成为党的中常委。一手握枪的他，也能够在公开场合大讲特讲皿煮的好处了：凡是他想做的事情，都以议会的名义去实施；凡是不满意中|央的决策，他也可以名言正顺地用“有违东三省民意”的理由堂而皇之地将政令挡回去。他真真切切地尝到了党派政治的好处，这软刀子要比武力反对的吃相好看得多了。
当然，人民党依然没能实现党管政|府的期望，不过那只是在形式上。现在人民党的触角已经渗透到东三省的每一个角落，三成以上的政|府官员，特别是高层官员，都加入了人民党。两个督军：张作霖、孙烈臣，成为新的中常委。
由于兵工厂的建立，奉军成为当时中国唯一一支拥有自主生产火炮和炮弹的军队，由于火炮生产的自主，使得奉军的火炮数量多，火力猛，炮弹充足，成为一支相较于其它军阀部队的优势兵种。
张汉卿极力改善同英美等国的联系，在张作霖英籍顾问伊雅格、自己的外国友人普莱德、盟兄顾维钧等的联系下，与美国驻北京公使埃德温?康格表达了善意，并期望美国能在机械制造、轮胎、造船、化工等优势方面积极投资，以牵制日本在东北经济实力过大的局面。
不知是受张汉卿东北改革的启发，还是世界形势已经向着党派政治演变，1919年的日本关东军改革也有大幅度变化：撤销关东都督府，改设权限较小的关东厅，成立关东军，也把军政分开。
关东军的首任司令为立花小一郎中将，司令部设在旅顺，统帅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各部，其下辖1个陆军师、6个独|立守备营、旅顺重炮营和宪兵队等，还有一支规模庞大的护路部队，人数约为4万，直接隶属于天皇。比较张作霖的力量，日军关东军无疑差了好多，这也是日本人无法有效控制东北自治政|府改革动作的原因之一。
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