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森早在1921年便开始研究电子衍射实验，却一直失败。
1926年初，薛定谔发表了波动力学的论文，戴维森在第一时间看到了这篇意义重大的论文，深受启迪。
随后，戴维森改进了实验方法，终于在1927年取得成功。
现在，1922年年初，李康平刚刚发表了《物质波》，波动力学只不过是有了雏形，尚未形成一套完善的理论，需要薛定谔等人补充完善。
而薛定谔这个时候应该在阿尔卑斯山的某栋别墅里善待他的情妇，沉迷于爱情的薛定谔，此时想必没多大心思研究波动力学。
现在直接抛出薛定谔的波动力学论文，显然超纲了。
李康平设计了一条理论/技术路线，到了某个时间节点，就推出某种理论或技术。
新理论、新技术的推出，要结合当前的整体环境，以及人们能接受的超前值。
如果人们的超前值是未来五年，而你推出未来十年、二十年的黑科技，未免不妥。
美国的专利保护期是十七年，李康平没有必要那么早申请未来几十年才能做大规模应用的专利技术。
怎样把握火候，考验的是李康平的整体布局与细节操作。
商业方面亦是如此，新商品、新商业模式的推出需要结合当前的消费习惯和市场格局，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消费者接受的超前值。
薛定谔的论文就让薛定谔自己去写吧。
李康平绕开薛定谔的那套理论，主要从实验技术方面论证电子衍射实验的可行性。
“x射线和光线对晶体原子只有微弱的影响，易于穿透晶体结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x射线的衍射图像比较微弱。理论上来说，电子波与x射线有很大的不同，晶体原子所带电荷对它的作用很强，在晶体中会迅速被吸收。也就是说，x射线衍射验证不了的东西，有可能通过电子衍射来达成。”
“基于这个原则，我构思了这么一种实验设计，尝试利用电子衍射实验来证明物质波。”
李康平一边说一边在黑板上画图，其余三人静静聆听、认真观察。
李康平画的电子衍射实验原理图的整体视觉效果是一个扇面，他看图说话：“我是这么设计的，一束速度已知的电子打向镍晶体，收集器只能接收弹性散射的电子，并可沿一圆弧围绕晶体移动，晶体本身可绕入射轴旋转，所以我们有可能测出晶体前面任何方向的弹性散射，入射束10°或15°角以内除外。”
烟不离手的伍德盖特教授猛地吸了口香烟，他说：“李，你的实验原理设计，与冉绍尔圆环法有很大的区别，确切的说，是两种不同的实验。”
博览群文的伍德盖特教授读过德国物理学家冉绍尔发表于1920年的论文《气体分子对慢电子的截面》。
冉绍尔圆环法是研究电子运动的实验方法，冉绍尔利用这种方法高度精确的确定了慢电子的速度和能量。
粒子间相互碰撞的有效截面概念由冉绍尔首先提出，一战之后，冉绍尔继续用他的圆环法研究慢速电子与各种气体原子弹性碰撞的实验。
冉绍尔圆环法，顾名思义，这种实验方法的原理图看上去是一个圆环。
而李康平电子衍射实验的原理图是120度的扇面。
究竟是老一辈德国物理学家的方法管用，还是后起之秀中国物理学家的方法有效？
20世纪20年代是物理学发展史中不平凡的十年，新旧思想激烈碰撞，新理论、新技术层出不穷，新人莽着往前冲，老将坚守传统阵地，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普通百姓在思想上的超前值是很低的，据说只能超前7秒左右。
有些人不但不超前，反而倒退，实在是可悲又可笑。
具有几年、十年、几十年甚至百年超前思维的人基本上是最聪明、最精英的那群人。
幸运的是，伍德盖特教授在学术上具备一定的超前值，他说：“冉绍尔主要研究气体，而我们的实验研究晶体，我想可以试试李的实验设计，马克，艾伦，你们也说说，谈谈你们的想法。”
马克走到黑板前，他指着实验原理图说道：“关于李的实验设计，我的理解是，散射电流取决于四个因素：轰击电流、方位、散射角度和轰击电压。我们都知道---即便实验还没开始我们也知道，散射电流与轰击电流之间有简单的正比关系。所以我们的实验主要考察散射电流跟后面三项的关系。我这么理解，有没有问题？”
“马克，我觉得你的理解没有任何问题。”李康平表示了肯定。
这间实验室里，除伍德盖特教授之外，学历最高的是马克·菲利普斯博士。
博士毕竟是博士，博士的水平是很高的。
现阶段的李康平还不能称之为，康平正在努力成为李博士。
“我觉得，应该以李的实验设计原理图为纲领，继续开展下面的工作。”艾伦谈了谈他的看法，他原本是位活泼热情的青年，此时却有点沉闷、郁闷的神色。
艾伦是幸运的，他读硕士的第一个实验便是大名鼎鼎的伍德盖特-李实验。
然而情况演变为现在这个样子，伍德盖特-李实验跟艾伦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伍德盖特参加了索尔维会议、晋升为大教授，李康平的姓氏出现在学术名词中、他在物理界渐渐有了名气。艾伦全程参与了伍德盖特-李实验，但艾伦连硕士学位证书都没拿到。
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