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连和9连的干部本来准备去薛庄镇看地形的计划也取消了，陈营长派去支队部汇报情况的人回来传达了支队领导的指示。
支队长认为，敌人肯定是要采取报复行动的，考虑到继续按原来计划执行的话，就会把敌人的注意力北移，那里可是藏有抗大和军分区的部分机关，不能有丝毫的麻痹，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命令陈营长带着部队就在原驻地周围机动，攻击薛庄也暂时放一放，并且特别指示不可再住田庄。要在机动中寻找战机，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王支队长还特别转告陈营长。告诉他：
“现在人才是宝贝疙瘩，现在的一个老兵，以后就会变成一个班一个排，现在的一个连，以后说不定就是一个团，必须严格控制避免减员，伤亡多的仗再大的胜利老子不希罕！”
部队的干部们一合计，可不是吗？
咱们八路军和新四军有什么值钱？
就是人啊，这人不是比啥都宝贵吗？
他们就商量决定，凡是以后的战斗，部队的最后序列预备队，由各班排分别抽调骨干组成，轻易不动用。
万一遇到了特别残酷的战斗，部队里的一个班，一个排打光了，但是部队还保留了打光部队有战斗经验的重建骨干，只要快速充实人员，这些打光的部队，马上就可以形成战斗力。
不久，这个办法在就9团推广，以至于在全支队都形成了这种做法的不成文的惯例。
苏北军区派出的野战医院的医生到了田庄，在当地临时作为医院的庙堂里为伤员进行了手术，由于条件和药品的限制，有好几个重伤员都由于没有及时抢救和缺少药品而牺牲了。
在转移了部分重伤员到野战医院以外，留在当地养伤的还有二十多人，由县大队统一安排照顾。
刘副支队长在手术后清醒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处去找枪，警卫员的枪没有注意被他夺了去，如果不是警卫员抢的快，他就对着自己的脑门开枪了。
当他的自杀的行为被制止以后，就一连几天痛哭流涕，后悔自己的莽撞，后悔自己没有听取陈营长他们的正确意见。
毕竟战争是残酷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需要付出流血和牺牲的。后来听说，给了他降为连长的处分。
柳金华政委这段时间忙的是恨不得自己可以有三头六臂，除了伤员和县大队的工作，地方政府的事情也是一大堆。
陈营长派来的通讯员过来告诉她，陈营长带着部队在执行支队长的命令，就在附近机动，陈营长叫她派一个班到1连，不光可以学习部队是怎么机动的，也可以每天回来一个战士，这样她就可以知道部队大概在什么位置，一旦有什么事情就便于联系。
柳金华政委知道陈营长这是特意为她考虑的，心里别提多么得意了，她也给陈营长带去了她自己抽空绣的鞋垫，上面的图案就是鸳鸯戏水，五彩斑斓的是一对鸳鸯，紧紧靠着，游荡在蓝蓝的水面上，旁边是绿油油的荷叶，美极了，陈营长一直都舍不得垫在鞋子里。
连1连连长陈世璞都羡慕的想要过来，被陈营长拒绝了。还说：
“就你那臭脚也配？”
小陈连长也不生气，本来就是开玩笑的，也回了一句：
“你那脚比我还臭！可惜了柳政委那么好的东西了！”
大家都明白，柳金华政委送的不是一双鞋垫而是一颗心！
被降职的李县长，名叫李光，进步学生出身，在北京念书的时候接受了新思想，参加过1935年12月9日地下党领导的北平“一二九”运动，学生运动后加入组织。
后接受党组织的指派，回老家苏北发展武装力量。那时候没有一点家底的家庭是供不起一个在北京念洋学堂的学生的。
李光的父亲李鼎在老家也算是个比较开明的绅士，在城里开有钱庄，当铺，米店，药铺，农村还有不少土地，有一份不小的产业。
当时在稍微大一点的城市，日本人还是非常注意和一些有头有脑的有影响的当地代表人物保持着一定的稳定的关系的。
他们不想因为当地的治安问题而消耗他们的精力，特别是在占领区，自从正面战场处于相持阶段以后，他们在占领区的主要任务是掠夺这里的资源，主要是煤炭，木材，铜矿和铁矿，他们知道什么才是重要的，所以他们没有采取战区的一些烧杀掠抢的做法，尽量保持着局面的稳定和平和。
这也是李光的父亲仍然可以在城里生存下去的主要原因。
这批人是以金钱为最高目的，没有明显的爱憎分明，国家和金钱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会毫怒犹豫的选择金钱。
那边的风大，他们的风向标就会朝向那边。
组织上也非常清楚他们这批人的特殊处境，只要是不明目张胆的做汉奸，死心塌地的帮助日本人，都没有认真计较，有的时候也通过他们，购买一些紧缺的商品，比如药品，布匹等。
李光是大太太生的，他娘在生下他不久就死了。
后来他爹续了弦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又取了好几个姨太太。
没有亲娘的孩子是没有人真正疼爱的，几个姨太太也是在老爷在场的时候表面上关心关心，背后就从来没有给过好脸，他爹又忙于生意，无暇顾及。
所以从小就产生了一种叛逆心理，对他的父亲和整个家族没有什么感情，大一点以后，就一心只读圣贤书，不闻耳边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