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时行抬起头来，用一双秀雅而疲倦的眼等着皇帝发话。
即便朱翊钧召见内阁辅臣的频率和之前的万历皇帝别无二致，但申时行依旧从那为数不多的会面中感受到了皇帝身上的变化。
做皇帝当然不是一件容易事，皇帝有皇帝的苦。
但是事实情况是，皇帝一苦，难免就要其他人迁就，让其他人比皇帝还苦。
申时行从万历十年当首辅开始，就一直在耐心地迁就着皇帝。
他已经摸索出了迁就皇帝的规律，譬如李材此事，即使皇帝坚持将李材、刘天俸逮捕下狱，还是可请三司官员一同力保，或是让科道官极力上疏劝谏，总是能拖得来救李材一命。
申时行在开口之前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打算用最真诚而卑微的姿态来迁就皇帝发现自己“受欺”的苦。
不想朱翊钧竟然如此善解人意，受了苦还不用旁人来迁就，可是出乎申时行的意料之外。
因此申时行在用眼睛等待皇帝发落的同时还捎带上了一种审视和打量的目光。
他想，皇帝怎么体贴起来了，受了欺竟也不需要看旁人受苦来填补委屈了？
朱翊钧见申时行对自己行注目礼，心下斟酌一二，方道，
“朕听闻如今云南或有州县多植玉麦、甘薯，此二物扑地传生，一茎蔓延至数十百茎，节节生根，一亩种数十石，胜于种谷二十倍。”
“朕私心里算计，倘或一亩可收十石，则数口之家，止种一亩，纵有灾甚，而汲井灌溉，一至成熟，终岁足食。”
“卿等每说财匮民穷，灾荒汹汹，如今或有此杂植第一品、救荒第一义，朕岂能不跃跃欲试？”
“朕即让李材等人留职察看，于云南军屯耕地中各取二十亩试验，十亩种玉麦，十亩种甘薯。”
“便以一年为限，夏种秋收，必教他三人亲耕田间，将栽植种种如实上呈，他三人若能如实禀奏，朕便免其欺君之罪。”
朱翊钧一气儿说完，方才从椅扶上缩回来的手在膝上团成了一个拳。
“玉麦”即是后世的“玉米”，“甘薯”即是后世人人称道的“红薯”。
明史研究生朱翊钧在这里是动用了他一点现代知识的记忆储存的。
玉米和番薯均有明确的历史记载显示它们在万历十六年时已经传入了中国。
玉米传入中国的路线有三条，一是由西北陆路，传入甘陕地区；二是经西南陆路，由缅甸传入云南；三是由海路从南洋群岛先传入东南沿海各省，然后再传入内地。
西南陆路这一条是玉米最早传入中国的路线，在嘉靖四十二年的《大理府志》和万历四年的《云南通志》中，云南、永昌、蒙化、鹤庆、姚安、景东、顺宁、北胜等州府都有了关于玉米的记载。
番薯传入中国的路线有四条，一是分别由陈益和林怀兰从越南传入广东的东莞和电白县；二是由泉州经南澳岛传入泉州；三是由陈振龙从菲律宾携薯种到福州；四是从印度缅甸传入云南。
后世公认的、诸多番薯引进路线中影响最大的一条，其实是福建长乐陈振龙家族的那一条。
万历二十一年时，陈振龙之子陈经纶为帮助家乡度过灾荒，特意将番薯种子献给福建巡抚金学曾，在金学曾的支持下，番薯从长乐开始迅速向全国传播。
现在朱翊钧试图将番薯试验田的时间线提前五年，将番薯的推广从历史上的福建转到云南。
云南引进番薯其实比福建的陈振龙家族更早。
早到葡萄牙人开始大航海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把番薯带到非洲沿海诸地、印度西岸的要港果阿以及印尼的部分岛屿群。
最早在嘉靖年间的《大理府志》以及万历四年的《云南通志》中，甘薯就已经被滇西的六个州府列为当地物产。
因此朱翊钧的讲话是有据可查的，即使申时行再往下追问，他也能举出云南临安、姚安、景东、顺宁四府种植番薯的事迹。
既然玉米和红薯最先传到的都是云南，不妨就先从云南试验起来。
关于“试验田”，朱翊钧也是从历史中总结出的教训。
他知道按照晚明的农业条件，即使是推广现代的杂交水稻，也绝不可能一步到位。
朱翊钧是相当有自知之明的，他两辈子都没种过一次地，如果真要推广种植番薯，一定要结合晚明实际的耕地经验，而不是根据前世学来的知识纸上谈兵。
而且明末主张推广番薯种植的名人实际真不算少，除了陈振龙、金学曾外，其他譬如叶向高、何乔远、谢肇淛、周亮工，各地关心农事的学者如徐光启、王象晋都努力传播过番薯种植，并著有相关文章。
但是万历年间就传入的番薯和玉米，在清朝之前，始终没能在全国实现真正地普遍种植。
朱翊钧觉得这其中起码有两个原因。
一是这两种作物的食用口感确实不如大米和面粉，特别是红薯食用之后有胀气、泛酸等不良反应，因此百姓的种植积极性不高。
而到崇祯年间，全球进入小冰期，再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最严重的陕西地区推广种植玉米和红薯，从时间上来说已经来不及挽救大明了。
二是因为这两种作物的经济价值实在不高，明末土地兼并严重，加上南方由开海之后带来的商品经济利益，大地主们普遍乐于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茶叶、烟草，或者养殖桑蚕。
而作为底层农民救命之物的红薯和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