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这些向朝廷缴纳租税的成熟田地被外戚们妄称为“荒地”，就能利用朱元璋“永不起科”的规定向皇帝请乞土地，这些土地上的租粮也就自然进入外戚们的腰包。
由于“开垦荒地”可以“永不起科”，所以这种占夺方式格外受到晚明皇亲贵戚们的欢迎。
到了成化、弘治之后，这类土地连同大量荒山、河滩、湖泊，几乎都已经被各路权贵掠夺尽了，甚至已经出现了权贵们为侵夺田土发生内部纠纷的现象。
郑国泰知道郑贵妃就怕这一点，皇亲国戚们争讼土地，地方官府和三司一般是不会出面的。
一旦出了甚么影响不好的大事，最后负责调解争端的还是皇帝。
郑贵妃道，
“有争端、起争议的事儿，咱们家最好都别去做。”
“当年孝宗皇帝的孝康张皇后如何？她父兄昌国公当年又如何？”
“先有六宫尽废之宠，后有迎立世宗之功，最后还不是革爵谪贬、西市被斩？”
郑贵妃说的是明孝宗一生唯一的爱人张皇后。
张皇后的父亲当年被封寿宁伯，后来又晋为寿宁侯，张皇后的两个兄弟张鹤龄、张延龄仗着自己长姐是皇后，在宫外横行骄肆，屡夺民产，多次犯法，为御史弹劾。
明孝宗在世时，还能使这两兄弟有所收敛，然而张峦一死，后来正德年间，张鹤龄袭爵升任太傅。
明世宗即位时，因有迎立皇帝之功，又加封为昌国公。
然而嘉靖八年时，明世宗尽革外戚，下诏明旨外戚爵位不得世袭，张鹤龄兄弟亦在革除之列，因横行不法，嘉靖十二年坐事下狱论死。
当时有大臣为张氏兄弟争谏，明世宗不得已，命长系狱中，
嘉靖二十年其长姐张太后驾崩，张延龄随即便在西市被斩，张鹤龄也在狱中病亡。
郑国泰笑道，
“张氏兄弟坏就坏在孝宗爷赐给他们家的那几家店铺上了，与民争利者大多没有好下场，这一点呀，就是贵妃娘娘不说我也知道。”
郑贵妃顺势追问道，
“咱们家可没有开铺子罢？”
郑国泰笑道，
“没呢，没呢，盐、茶、典当、放债、贩钞、酒肆、邸店、牙行，咱们家是一样不沾。”
“就是太祖爷现在忽然活过来，见了咱们一家，不说赞不绝口罢，那总也是不忍心重罚惩治的。”
其实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对皇亲贵戚经营商业作出了明确规定。
依照明初制度，凡公侯内外文武四品以上官，不得令子弟家人奴仆于市肆开张铺店、生放钱债、及出行商中盐兴贩货物。
这一规定原来是为了遏制外戚勋臣利用特权进行商业营利，但实际在宣德以后，使用特权经商便已在大明的勋戚之中蔚然成风。
到了晚明，外戚不但公然涉足于大明的各种行业，而且由于其具有一般商人所没有的封建特权，国家专卖等可以赚取暴利的行业也大量为外戚所染指。
首先就是盐业，明朝实行开中法，一般商人凭盐引到盐场支盐，运发散卖，利息可达十分之五。
朝廷对于商人行商中盐有着严格的规定，即每人每次获得盐引最多不得超过三千。
可是外戚勋臣们却不但可以凭借奏求获得更多的盐引，还可以凭借权势进行“卖窝”，垄断市场提高盐价。
茶业亦是如此，明朝在建国后恢复了茶叶专卖制度，严格控制茶的生产、流通、销售等，以此来达到制西番而控北虏的目的。
在明律中，朝廷对私贩茶盐的惩处特别重，嘉靖十五以后，又将贩卖和运送茶叶到边境的人以“通番”论罪。
而外戚们却凭借特权私贩茶叶，不止私贩，甚至以私马窜“番”，冒支上茶，还对茶户进行强迫勒索，以致晚明召商中茶之法阻坏不行。
除了国家专卖行业之外，晚明外戚最喜欢经营的还是典当及放债。
晚明的典当其实是一种变相的高利贷，利润极高。
经营典当行业必须拥有比较雄厚的资本，当铺不仅需要笃定的店铺，还需要存放所当物品的仓库。
如此既要占用仓库，费力保管，又影响资金的周转，定然不是一个普通商人能随意经营得起的。
明律规定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
然而这些规定在皇亲国戚们面前几乎形同虚设，外戚不但倚仗特权违禁取利，而且外戚放债的利率总是高于朝廷规定的利率。
至于贩卖钞钱，也是利用政策漏洞和特权牟取暴利。
自洪武八年印行“大明宝钞”后，明朝对货币的使用情况是铜钱与纸钞并用。
虽然明廷严格管理铜钱和纸钞的铸造和发行，严令禁止贩卖和私造，但是由于朝廷滥发宝钞，到了洪武后期宝钞便逐渐贬值。
到仁宗时，由于纸钞的贬值，散多敛少，百姓重钱轻钞，用布帛银钱交易，钞法阻坏不行的现象已经出现。但是各地宝钞的贬值情况是不同的，于是外戚们便利用各地宝钞之间的差价，贱价收买民间钞贯，再转手卖给官府索要高价。
虽然明朝历位皇帝都下旨禁止过外戚勋臣贩卖钞贯，但是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减少。
宝钞作为流通货币的一种形式，实际在景泰年间以后就逐渐退出了民间市场，但是由于明廷在支付官员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