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也不是光李成梁一人专爱养家丁，现在无论打甚么仗都靠家丁，没家丁打不动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皇爷切莫因为这些小事动了肝火。”
晚明的战事的确大部分都靠各将领麾下的家丁，但这不只是由于将领们的私心，将领们的私心大约只占促成家丁制度形成的一小部分因素。
绝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大明的调兵制度。
明朝调兵制度极为严格，有所谓“纳符请宝”之制。
所谓“符”，指的是金牌，一块属于中书省，后改为兵部，一块属于大都督府，后改为五军都督府。
当朝廷须调动军队时，要由兵部与都督府会同上缴这两块金牌“请宝”。
所谓“请宝”，就是有司请求皇帝下发“走马符牌”，再持牌前往各地卫所调兵。
待战事完结后，总兵官缴牌，官兵再各归卫所。
而且军令的发布、军队的调遣、高级将领的任命、重大的军事决策，均得经过“廷议”请旨而后行。
用以调兵的令符火牌，则由内府印绶监和御马监掌管。
御马监虽掌火牌、兵符，却必须先经兵部请旨，或由司礼监“传奉圣旨”方可发出，最后由兵科复奏才发至兵部，由兵部具体执行才算完成。
可以想见，朝廷制定如此冗长繁复的调兵程序，实则就是为防范武官擅自调兵作乱。
事实也的确证明，这套程序在防范武官上发挥了极为出色的作用，以致于到了晚明卫所制崩溃之时，皇帝竟然默许将领豢养私军，以此应付外敌的入侵和流民的起义。
因此张诚在听到皇帝有改动家丁制度的意思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附和皇帝，而是先劝道说“没家丁打不动仗”。
晚明的问题就是出在这样的“双轨制”上了，明面一套规则，暗地里又是一套规则，两套规则在不同的层面上交相应用，像是两条交叉会流彼此却寂静无声的河流。
“朕当然知道李成梁的难处。”
朱翊钧心道，就算不懂李成梁的难处也没办法。
刘綎、陈璘、邓子龙都养私军，连后来的秦良玉都养私军，就算不为自己养私军也要为子孙养私军。
私军就是晚明的一部分，它已经嵌入晚明的那套暗地里的规则里了，就算是皇帝也拔不出它来了，
“朕只是在想，李成梁能把家丁养得如此骁勇，朕的勇士营与四卫营又何尝不能？”
朱翊钧一面说着，一面就朝张诚看了过来。
明朝的兵制可一剖为三，一为京兵，二为卫所兵，三为边兵，其中又以京兵最为皇帝重视。
京兵不仅担负着宿卫京师的重任，还往往是国家对内、对外重大战役的主力。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明朝的京兵应该是全国最精锐、最可靠的武装力量。
明朝历代皇帝不断地调整京营的编制，就是想把这支全国最精锐的部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成祖时，创立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景帝时，改为十团营；武宗时，又改为两官厅；至世宗时，又恢复为“三大营”。
但无论京营的编制如何调整，经久少变的是必由宦官负责监督京营。
而这些监督京营的宦官悉数均由司礼监循例选派，连京营的阅兵大典也由司礼监主持，即使强势如兵部，亦不得染指。
张诚此时如果敢细瞧朱翊钧看向他的眼神，就会发现皇帝的眼神是有深意的。
皇帝通过宦官系统牢牢地控制住一支富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以确保在关时刻提防外廷、镇压谋逆、维护统治，这样的想法的确十分美好。
不仅是朱翊钧这个现代人，就连历史上耽于玩乐的天启皇帝与一力铲除阉党的崇祯皇帝，也对在内廷操练亲军乐此不疲。
但是历史上这支理应比所有将领的天子亲军却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的义军尚未正式攻打京师，一帮主持京师防务的宦官就迫不及待地开门献城、
曹化淳开彰义门，王相尧开德胜门、平则门，王德化甚至亲率内兵于德胜门迎接闯王。
崇祯皇帝就此彻底走投无路，最终不得不吊死煤山。
虽然后世皆憎“水太凉”，但是按照历史史实来讲，文官投降闯王，是在李自成进京之后，而太监向李自成的投诚，是在义军还没进京之前就完成的。
因此朱翊钧对“利用宦官系统操练天子亲军”这套理论总带着点儿疑虑。
明史研究生在这一节上怎么也搞不懂，崇祯皇帝这么一个真真正正的天子、堂堂正正的男人。
在清除了阉党的情况下，怎么就会被一群甚至不能被称之为“男人”的男人卖给闯王了呢？
张诚却笑道，
“皇爷有这心还不容易？奴婢直接将御马监的李指挥使寻来不就得了？”
朱翊钧微微一怔，心道，御马监不也是二十四衙门之一吗？
怎么这太监里头还有一位指挥使，连张诚这个司礼监掌印都不敢直呼其名？
朱翊钧刚想张口，电光火石间，脑中忽然闪过一条信息，令他立时挺直了背脊。
——这个张诚口中的“御马监的李指挥使”就是武清侯李伟的第三子、李太后的亲弟弟李文松。